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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轻视自然科学与职业技术以及教育与民生的关系。教会学校则开设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职业技术课程,培养外语、法律、音乐、美术、医学和工程技术等领域的专门人才,实现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及民众生活的联结;从教育目标来看,中国的封建教育旨在培养文学与政治人才,教学偏重伦理道德说教,入仕为官几乎是受教育者的唯一祈求与出路。而教会学校则重在人的全面塑造,教育包括德、智、体、美等多方面。学生完成学业后可以有多种职业选择;从教学方法来看,传统中国教育以师徒间的讲解和背诵为知识传递的基本方法,忽视思维方面的训练和班级教学的优越性。教会学校则基本采用了一套近代教育方法:实行分科、分班和分级教学,注重培养思维能力和采用实验方法,注意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教会学校的教育比起清王朝的腐朽空虚的封建教育要优越得多。教会学校的学生在逻辑思维能力、动手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创造性、个人权力意识与社会合作精神等方面明显要优于传统中国学校的学生。教会学校具有开创性质的教学方法,对中国的民众意识有启发作用。[4] (二)教会学校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19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19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所,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5]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办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6]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7]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总之,教会学校在传播基督教义过程中,把西方学术文化引进和传播入中国,使中国开始觉醒。教会学校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最早的资本主义模式,它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不能低估。作为一种近代教育,教会学校以其一定的先进性对中国传统教育形成了强力冲击,并在传统教育制度变革中发挥了一定的示范作用。[8]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教会学校已经使中国信徒的知识程度和民族意识日渐增长,对中国社会的演进、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参考文献: [1]於奇.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M].台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 [2]吕美颐.中国妇女运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87-88. [3][英]马礼逊夫人.马礼逊生平和事业回忆录(2卷)[M].伦敦:伦敦大学出版社,1939:13. [4]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8 [5]费赖之.在华耶稣会教士列传及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5:72. [6]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35. [7]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138. [8]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