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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美国文化借助着美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传播,“文化帝国主义”在学术界所指逐渐只限于美国,因为到了此时,受到美国大众文化威胁的国家已经几乎囊括了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当然发展中国家由于与美国文化在本质上存在着区别,受到的冲击或许会更大些。因此,二战后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化帝国主义”话语的形成与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拉美知识分子走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同行的前边,在“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中加上了发展中国家文人的声音。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经济学家把研究的重点集中到经济帝国主义上,试图用依附论来解释拉美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美国遭到的抨击首当其冲。然而,对美国的批评不是单纯在经济方面,还有随同经济扩张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大众文化。随着美国文化产品的蜂拥而入,拉美一些研究媒介的学者开始著述谴责美国为了达到其经济扩张目的而干涉拉美政治和文化生活。1973年,比利时社会学家阿里埃尔·多尔夫曼与智利大学研究大众通讯的专家阿曼德·马特拉尔特合著了名为《如何解读唐老鸭:迪斯尼卡通中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英译本书名)一书。他们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了维护美国在智利的经济利益,不惜花费重金策划了一系列征服智利人民思想的心理战阴谋。他们严厉谴责了好莱坞影片对现实的扭曲,告诫拉美人要防止任凭美国的摆布。他们把迪斯尼卡通看作是对拉美文化传统的一种威胁,发出了要“唐老鸭回家去”的强烈呼声。在他们看来,迪斯尼卡通对第三世界国家构成威胁的主要原因是:“一个巨大的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使迪斯尼产品成为必需,并受到这个帝国的促进,这些产品随着很多其他消费品一起被进口到依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原料输出国,也是上层建筑和文化产品的进口国。为了服务于我们的‘单一产品’经济以及提供城市的各种用品,我们输出铜,它们输出分解铜以及当然还有可口可乐的机器。在可口可乐的背后是期望和行为模式的整个结构,随之而来的是某种特殊的现行和未来社会以及对过去的解释。当我们进口在国外设计、包装和贴上标签的工业品以及销售是为了这个富裕的外国大叔的利润时,与此同时我们也进口了这个社会的陌生文化形式,但我们却缺乏这些形式运行的背景,即它们基于之上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②这本书是拉美学者结合当地的实际状况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口诛笔伐”。研究卡通很有名的学者马丁·贝克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中总结了多尔夫曼和马特拉尔特的观点:“美国资本主义必须说服受其支配的人民,‘美国生活方式’是他们想要的东西。美国的优越是自然而然的,符合每个人的最佳利益。”③这样一种观点可以说是贯穿在这两位作者的具体论述当中,在字里行间体现出来。关于这本书的影响,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系著名教授戴维·昆兹勒在英文版的绪言中认为,这部作品的价值不只是在于阐明了一个特殊的卡通群体甚或一个特殊的文化企业,而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价值观受这种卡通漫画宣扬的文化所支持的方式。多尔夫曼和马特拉尔特“对迪斯尼意识形态首次全面分析来自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依附程度最深的美国帝国的殖民地之一并不是偶然的。《如何解读唐老鸭》诞生于把智利从这种依附中解放出来的火热斗争中;该书有11种拉美版本,自然就成为解释资产阶级在第三世界媒介的一种非常有力的工具”。①这本书篇幅不长,只有112页,但却被认为是影响很大的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早期著作之一,也被看作是批判帝国主义文化对第三世界渗透的一部经典之作。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克雷格·洛卡德认为,唐老鸭卡通书传递了诸如接受资本主义和反对革命可以带来诸多好处等美国文化价值观,描写象王贝巴的儿童图书实现了殖民主义者的梦想。因此,“多尔夫曼与许多观察者一道把这些产品的传播刻画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恶毒形式,这种形式瓦解了它们入侵社会的独特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传播了美国人具有特性的态度。”②由于这本书是对现代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讨伐”,具有唤醒第三世界人民自觉抵制美国文化入侵的效应,所以智利亲美的皮诺切特政府不准这本书公开发行,两位作者由此遭到迫害,被迫流亡他乡,美国也一度禁止该书英译本在美国发行。这一时期,许多拉美学者对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安东尼奥·帕斯卡利、路易斯·拉米罗·贝尔特兰、费尔南德斯·雷耶斯·玛塔和马里奥·卡普兰等人。正是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再加上许多西方学者的介入,这一时期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出现高潮。20世纪70年代初,“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术语开始出现在拉美学者对美国媒介影响批评性的论著之中。“文化帝国主义”话语试图通过激烈批判的语言,从制度上或意识形态上揭示美国文化渗透的本质,激发起人们维护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意识,把来自美国大众文化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侵蚀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来自“弱者”的呼声尽管打上了激进的民族主义烙印,很多情况下很难被更从实际利益考虑的政府决策者所接受,更难改变多数普通民众从享乐或娱乐的角度考虑所做出的自愿选择, 但在战后美国试图通过“文化”这个武器来实现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目的的年代,对美国大众文化在国外传播的本质批评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也彰显出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三　“文化帝国主义”在拉美的表现形式“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只是一种理论的探讨而已,尽管曾经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讨论热潮,也出版了一批在学术上很有影响的论著,但毕竟只是学者们对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问题的探讨,究竟能对拉美国家政府制订相应的政策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很难将其量化。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拉美国家并没有大规模地采取限制或禁止美国大众文化产品进入它们国家市场的政策,也没有把这样一种倾向在诸如政治和经济等其他政策中体现出来。这一事实表明,“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在政府决策圈子里产生的影响并不大,美国大众文化在这些追求现代化的国家照样“我行我素”,致使它们社会的“美国化”程度一直没有丝毫减弱的征兆,反而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美国大众文化对拉美国家生活方式的影响非常明显。美国学者彼得·伍德曼曾参观了位于哥伦比亚南部亚马孙丛林中的一个土著社区,这里地处偏僻,长期远离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美国大众文化的“侵袭”。该社区一位102岁高寿老人告诉伍德曼,其祖先古老的风俗和古代的智慧已经流传到最后一代,将很快消失殆尽。像哥伦比亚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村落正在瓦解,失去其本土固有的文化。年轻的一代只对喝酒和接受新颖的美国生活方式感兴趣,美国的香烟、啤酒和可口可乐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经常消费品。偏远地区尚且如此,哥伦比亚大城市的“美国化”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由是观之,哥伦比亚甚或整个南美地区的人们似乎无法抵制美国文化产品或消费品的巨大“诱惑力”,致使这一在历史上本来就属于美国“后院”的本土文化正在面临着“美国化”的严峻挑战。伍德曼由此得出结论:“文化帝国主义控制和西化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心理,使他们与美国帝国主义利益保持一致。文化帝国主义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原因在于它从内部控制了人民,装扮成为了他们的自由意志。文化帝国主义作用是控制第三世界居民的精神,形成政治上顺从的民众,在人民中间唤起消费主义的愿望,致使能为西方的商品培育丰富的市场。文化帝国主义的目标强烈地针对年轻人,因为他们是理想的观众,社会敏感度强,易于适应变革。”①伍德曼描述的这种状况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冷战期间,当拉美国家开始现代化进程后,很多国家为了摆脱长期的欠发达状态,自然加强了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想从这个“鼓钱囊”的国家获得一点急需的经济援助,更重要的是想从美国已经走过的发展道路中吸收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或教训。拉美国家这样一种战略选择正合美国之意,对这一广阔“中间地带”的控制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占据竞争对手上风的政治意义,而且这样一个潜力很大的商品销售、原料供应和资本投资场所自然是美国工商企业家求之不得的。如以巴西为例,在中央情报局任职的美国官方历史学家杰拉尔德·海恩斯考察了美国1945年到1954年对巴西的政策,得出了“巴西美国化”这样的结论。海恩斯认为,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试图控制、影响和支配巴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保持美国在西半球的权力和支配地位,消除其他一些国家的、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把巴西融入美国控制的全球资本主义贸易体系之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美国在政治上敦促“巴西人追随美国指导下的民主之路,推动他们模仿美国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