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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我意识的天然存在，人必然会产生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不仅在于不可避免的痛苦和难以预知的死后世界，更在于对主体性被剥夺的恐惧，“对于我们的潜意识来说，我们生命的真正结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必须结束，那么结束总是归因于外界的恶意干预。……因此，死亡本身就与一种不好的行为、一种可怕的事情、一种本身就要求报应和惩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当天然内蕴的死亡意识冲决出文化的压抑时，个人面对死亡恐惧的强大力量时产生的无价值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死亡焦虑，“恐惧产生的刺痛就是焦虑，而焦虑则力图指向恐惧。……对主体造成威胁的并不是否定本身，而是对于这种否定可能包含的东西的焦虑。”①死亡焦虑的表现方式与对待死者的态度反映着时代对死亡与死亡恐惧的应对态度，面对死亡这个越来越陌生却可能在旦夕间就要面对的终极问题，基本的恐惧心理在压抑与否认之下不断积累着焦虑，“零点时刻”的文学失语现象昭然表现出死亡焦虑在现代性恶果反噬后对德语文学变本加厉的审判，“死亡仍然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的事情，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普遍的恐惧，即使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在许多方面掌握了它。”②在现代性诱惑下否认死亡的人们朝不虑夕地逃离着终极问题，终而在生命价值的梦幻泡影破碎后陷入死亡焦虑的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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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死亡否认：沉默与逃避

“对死亡的恐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这种恐惧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将生命的大部分能量都消耗在对死亡的否认上。⑤战后初期的时代环境将人们推向了死亡否认之路，回避历史的态度在文学场域形成了“零点时刻”的状况。

1.“零点时刻”：文学的溃逃与失语

战争结束的“零点时刻”（Stunde Null）并不意味着建立文学与社会新秩序的曙光重现，战后德国对纳粹与大屠杀普遍持否认、回避或漠视的态度，大量战后重建问题排在了反思之前，“在战后的几年里，法西斯主义在东德和西德都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噩梦的记忆实在太近、太直接了，让人无法思考。”①战后初期的整体社会心态更强调遭受同盟军轰炸和被从东欧驱逐的经历，作为个体的德国人为了回避罪责与良心控告更愿意声称对发生在这片土地的死亡暴力一无所知，社会舆论倾向于将党卫队魔鬼化为战争与大屠杀的唯一犯罪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超过二十五年的时间，德国的大众媒体制造了国防军和实际毫无相似之处的形象。在画刊、廉价的战争小说、电影里，战争被描绘为激动人心的冒险……可怜的德国士兵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厄运，但是他们勇敢地战斗，一直和同伴们保持着信仰。……犯罪者们被想象为受害者。”②五十年代前后对大屠杀的零星论说中依然更多强调作恶者而非受害者，并非详细阐明纳粹对人类的实际罪行，而是要证明纳粹主义是一个饱含侵略阴谋的战争罪行。这种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战争事实抱以回避与否认心态的状况重复着一战后的经验，“当时德国人也有一种拒绝战争罪责的倾向。许多德国人产生了一种长期存在而且自私的受害者阐释，这种观点把德国人说成是战争受害者。”③罪责问题在雅斯贝尔斯之后仍无明确的概念界定，“集体罪责”与“历史负担”等新词汇频频被创造，多被用来以集体的名义解脱个人的道德责任。

二、死亡美学：审美现代性与生命反思

（一）走出启蒙神话，回归生命实感

以理性至上、科技发展与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启蒙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并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与市民社会等现代社会变革，然而启蒙现代性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隐忧，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命感受发生了巨变，被工具理性浸透的现代文明高扬“生”的价值，重视现世与肉体的享乐、高扬主体性与理性的作用，将死亡排除在生命之外，竭力否认、回避或贬斥人本性中对死亡的恐惧，不愿将其作为生命的一个基本方面，传统的死亡观被进一步拒斥。

1.被悬置的死：工具理性与死亡拒斥

试图超越死亡或死亡恐惧是人类经验中的重要主题。“研究十七世纪末的司法文件，我们发现那时的人对死普遍表现出冷漠、屈从，死是家常便饭，死是公共性的”①，在这种家中常客般的“好的死亡”中，人对死亡的恐惧本应被一系列准备工作与仪式所“驯服”，濒临死亡的人主持着自己的死亡②，然而启蒙时代的死亡观朝向乐生恶死的方向发展，卢梭认为憎恶死亡是人的天性，伏尔泰、梅利耶和霍尔巴特从实验理性角度否定“灵魂”，狄德罗相信只要有充实忙碌的生活就不会想到对死亡的恐惧。乐生恶死的观念一直有各种样态的表现，埃及文明寻找维持肉身不朽的方法，希腊人认为死亡不过是生命的朦胧化延续，伊壁鸠鲁与犬儒派、斯多葛派类似，将死亡与生命完全区隔开来，希望以“快乐原则”解决死亡恐惧，认为死后空无一物的“非存在”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对个体而言，只要我们存在，死就不存在，只要死存在，我们就已经不存在了，对死亡的恐惧只能使我们不快乐，导致我们错失现实生活的价值③。

崇尚自然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近现代思想家承继了伊比鸠鲁的生存伦理观，不再如中世纪神学家一般渴望死亡与彼世生活，“人类不再用神的眼光而是开始用人的眼光看待死亡，视‘热恋生存，厌恶死亡’为人的天性，断言自由人的智慧不是默思死而是默思生。”④如启蒙时期的法国哲学家梅特里将人纯然视为机器：“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体温推动它，食料支持它。没有食料，心灵便渐渐瘫痪下去，突然疯狂地挣扎一下，终于倒下，死去。”⑤这种自然主义观念相信肉体的死亡意味着个体的完全消灭，对死亡的漠视态度导向了追求现世声色快乐的生死观⑥，通过将生命的有限性视为祝福的方式，享乐主义观点消除了人对死亡的恐惧：正因其短暂，我们才可能在对死亡随时降临的紧迫感中努力充实现世生命。

（二）诗意栖居的存在主义美学理想

面对死亡的不可避免和不可预知，海德格尔提出人作为“此在”应该超越“常人”的平庸和沉沦，回归自我筹划和责任承担，通过“向死而生”的方式实现本真性存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死亡哲学及其美学思想与审美现代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节就此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死亡观为审美现代性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和精神动力，即通过面对死亡而激发出生命的活力和创造力，实现自我完善和超越；其次，诗意栖居于大地的存在主义美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和精神需求，与将人视为一种可被操纵、控制和消费的对象的工具理性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向死而生”的思想由此使现代人摆脱工具理性思维的束缚与异化、冷漠和危机的景况，重新找回自己的本真和意义；最后，在审美现代性解开文化与社会对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