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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走”是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特别是后期小说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情节，而“责任”则是她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词。处于她前后期小说分水岭上的《罗慕拉》，整个叙事便是建构在主人公罗慕拉的两次出走之上，集中地体现了“出走”与“责任”的冲突。罗慕拉的两次出走，是对责任概念的两次质疑，也是两次重建，同时，罗慕拉对责任概念的反思，也是一个隐喻，映照着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忧思。
　　弗雷德里克·迈尔斯曾记载过艾略特在剑桥大学说过的话：我还记得，五月的剑桥，一个细雨蒙蒙的黄昏，曾与她漫步在三一学院的院士花园。她的步子比平日要快些，谈起了长久以来经常作为号角来激励人们的三个词——上帝，不朽，责任——她极其热切地称，第一个是如何难以想象，第二个如何难以置信，而第三个又是如何确定无疑，如何地绝对。
　　巴兹尔·威利以此开篇论述艾略特，认为她的思想发展如一条弧线，“始于上帝，终于责任”。[66]艾略特经历的信仰危机使她更加重视责任的凝聚力，罗慕拉对责任的怀疑使她更加坚定地拥抱责任。这种怀疑是保持责任观念活力的必由之路。理·霍·赫顿写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了一篇艾略特认为是最有洞察力的评论，指出《罗慕拉》的最大艺术目的，就是写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的冲突，这与维多利亚时代相仿。[67]代表这冲突双方的词汇，可以用“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来简括，马修·阿诺德对此作过清晰的表述。他指出：“希腊精神最为重视的理念是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希伯来精神中最重要的则是行为和服从。”这“两大精神准绳”，“一个强调全面透彻地了解人的责任的由来根据，另一个则力主勤勉地履行责任；一个慎之又慎，确保不将黑暗当成了光，另一个则是看到大的亮光就奋力向前”。而且在当时的维多利亚社会，“我们最根本的习性在于偏爱行动而不是思考。”[68]因此，更需要一种希腊精神，透析“人的责任的由来根据”，避免盲目地行动，“将黑暗当成了光”。艾略特的后期小说使我们感到，她正是在用希腊精神来审视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责任观念，使人们在新的环境和语境中对后者有着清醒的理解，而不是简单的宣扬或唾弃。罗慕拉的两次出走是对责任的两次质疑，但每次都以回归作为肯定。小说末尾，罗慕拉对出走的检思便是质疑后的重建：“她开始谴责自己的出走：说到底，这是怯懦、自私的行为；萨伏那洛拉先前劝她回去的理由，要比她第二次出走的理由更充实、更深刻。”[69]通过否定之否定，小说使读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责任的内涵。
　乔治·亨利·路易斯在日记中写道，普通读者对《罗慕拉》反应平平，而几乎所有的文士精英都做出了极其热烈的响应。[70]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罗慕拉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和特质。她的怀疑和自省、出走和回归也是艾略特以及她同代的许多智士文人共有的心路历程。在旅程的终点，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在荒岛上瞻“前”顾“后”地自省的肖像：
在冷寂的冬日里，罗慕拉依塌而息。她的思绪，回想着过去的时光，凝望着未来扑朔迷离的日子，开始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一切。
　自省提升人的道德意识，如查尔斯·达尔文所说，“他必然要相当坚决地决定，将来要做出与此前不同的行动，这就是良心。因为良心回首既往，指导将来”。当罗慕拉反思自己的第二次出走时，叙述者说：“当错综复杂的生活状况使人无法维系某条纽带时，人们都会有这种反复的斗争，除非他的感觉迟钝到生不出怀疑的地步。……良心会不断地回顾过去、怀疑过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去，直到伤口结成了疤。”[73]怀疑的经历是痛苦的，而对怀疑的怀疑尤为如此。罗慕拉怀疑责任，又再怀疑自己对责任的怀疑，最终重建了更为清晰的责任观念。为使“责任”在它的外在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后，仍能具有精神号角的力量。一个“感觉不那么迟钝”的人有责任去重建“责任”。

　　在她晚年的虚构作品《泰奥弗拉斯托斯·萨奇的印象》（1879）中，艾略特以她前所未有的辛辣笔触抨击了时弊。其中《道德骗子》一节质疑了“有德（moral）”和“道德（morality）”的词义。主人公萨奇举例说，一个在家庭生活中中规中矩、在外大行坑骗之能的人，居然被称作有德之士，那些欺诈贪婪、多行不义的统治者，只因没有荒淫无度，就被权威的史学家称作有德之君，则“对他人的责任”又将何在？语言的误用导致原义的模糊和消失，从而腐蚀了思想。他认为，在政治、历史和文学中对这两个词的误用，使得广泛而严肃的“人类责任”无法在“道德”和“宗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教”中找到。他感到，当人们在生活中对词义感到茫然时，又无法在权威作品中找到参照，结果只会更糟。[74]正如艾兹拉·庞德后来所说：词语的坚实有效是由该死的被人小看的文人学士来照顾的，如果他们的作品腐烂了（我指的不是他们表达了不得体的思想），当他们使用的工具、他们的作品的本质即以词指物的方式腐烂了，那么，社会和个人思想、秩序的整个体制也就完蛋了，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一个未被记取的教训。
　　在萨奇看来，绵延更广的社会生活词汇中对“道德”的误用，即便伦理学中的条分缕析也于事无补，因为“通俗语言中的非正式的定义，是理论影响大众思想的唯一媒介，甚至那些所谓受过教育的人也同样受之影响”：
　　在伦理学中创建理论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因为我们的习惯用语已经把我们社会责任的更大的部分视为游离于我们天性的最深层的需要和情感之外。
　　他进而指出，社会责任的更大部分就是“个人对他人的责任”：社会的维系要靠一种敏感性，能敏感地感触他人的需要，而这些纽带是这种敏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感性的最初泉源。
　　萨奇建议，如果“道德”不能表达这个含意，那不如在字典里另寻一词，因为词语的有名无实，就像让体衰力竭之人强承旧重，会带来更大的损失。生活中无视这种词义的消失，会造成思想中对现实的误读，甚而会“颠覆社会的准绳，即对善恶的判断”。
乔治·艾略特作品中流露出来的这种对某些关键词词义变迁的忧虑，不仅是出自小说家对语言深度的敏感和体悟，也是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的变革年代，对语言所表征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的忧虑。正如《米德尔马契》的叙述者所说：“准确的词语总有一种力量，以其明确的词义感染我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