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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紧随世界近代化进程的步伐,有力地推动了欧洲与中国社会的社会变革。首先,这次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开启了中国传统的天文学、数学与地理学向近代科学的演进,促进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从空谈心性向注重实用的转变。明末社会危机加剧,士大夫阶层开始对空谈心性的理学进行反省与批判。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不仅丰富了士大夫们的知识,开拓其视野,而且促进其向经世致用理念的嬗变,为清代朴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西学的传入,还冲击了“华夏中心”和“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促使士大夫阶层开始面向世界。与此同时,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传入欧洲,帮助启蒙运动思想家,发现了一个完全非基督教世界的人类优秀文明的存在。伏尔泰就说:“欧洲王公及商人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8]中国儒学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唤起了百科全书派、重农学派等启蒙主义者的民主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旗帜。启蒙主义者利用儒家文化来反对基督教神学,攻破封建贵族的思想堡垒,迎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新曙光,中国儒家文化成为了推动欧洲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动力之一。所以,莱布尼兹盛赞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一次互相的启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事情,其伟大意义将超越人们的想像。

三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其涉及的范围狭窄,影响有限,而清初的“西学东渐”又远逊于明末。明末清初,恰逢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冲破封建科学樊篱,逐步形成独立体系的时期。其时,西方自然科学突飞猛进,成就卓然。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伽俐略与牛顿的经典力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微积分、波义耳的新元素说、哈维的血液循环论……。

然而,来华耶稣会士出于神学的偏见,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介绍是有选择的。他们在华传播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学、阿基米德的静力学、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和盖仑的人体解剖说,而对于当时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影响深远的成果,他们鲜有提及;少数虽有介绍,但时间滞后,且内容支离破碎、语焉不详。这无疑制约了中国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嬗变的进程。另一方面,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围狭窄,影响有限。当时“西学”的传播仅局限于士大夫阶层中的一部分。其传播地域,也仅限于浙江、江苏、安徽等传教活动频繁的省份。

入清以后,西学更囿于宫苑之内,社会影响面更狭窄。加之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萌芽举步维艰,也使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播缺乏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无法得到推广与普及。就“西学东渐”的成就而言,清初远逊于明末。明末,我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及《徐霞客游记》等科学巨著,形成我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而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科学家面对“国势衰弱,十倍宋季”的时局,满怀忧国忧民之志,苦苦探索“富国强兵之术”,所以他们能清醒地看到中国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的现实,获得“天地间,预有此理,西士发之,东士睹之,非西方能奇,而吾东士之未尝究心也”[9]的认知。面对西方科学文化的挑战,徐光启响亮地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必翻译”[3]的口号,且制定了以“度数旁通十事”为具体内容的科学规划,计划用十年的时间将耶稣会士输入的逾万部图书,择其“有益世者,渐次广泽”,故明末曾掀一股翻译西书的热潮。在徐光启等人大量引进西方天文历算知识的同时,李天经曾向崇祯帝提出“译述西洋工矿书籍”的建议,准备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以填补我国自然科学技术的空白。这种学习西方然后超胜西方的理念,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皇帝的需要,往往决定受众的需要;统治者的好恶,往往决定西学传播的进程与路向。顺治皇帝相信西学,汤若望便得宠,西学传播便顺利。顺治死后,讨厌西学的鳌拜当政,汤若望便被关进大牢,西学传播便受挫折。康熙新政,扳倒鳌拜,西学又受重视。康熙爱好数学,《数理精蕴》才得以编成。乾隆欣赏西洋建筑,圆明园内才有西洋楼。”[10]众多来华传教士被招揽进宫,却与广大士大夫鲜有文化交流的活动。康熙虽倡导西学,但以更大的热忱推崇程朱理学,把西学传播限于宫廷内进行,他“予所以好待他者,不过是其技艺耳。”[11]正是清初对“西学”采取了“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政策。故而1760年蒋友仁会士向清廷敬献《坤舆图说》,最早把哥白尼的学说介绍到中国时,却被清廷斥为“异端邪说”不予接受。大学士阮元还称哥白尼学说是“上下移位,动静倒置”,“离经叛道,不足为训。”[12]

乾隆时期,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编制成《乾隆内存图》,这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一幅地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图成之后竟藏于深宫,其制作的科学方法秘而不宣。西方人体解剖学著作译出后,康熙认为有碍风化,不令刊行,仅传抄三部,分藏北京的文渊阁、畅春园和热河避暑山庄。由于实行“节取技能、禁传学术”的政策,清初对西方人文科学的翻译,几乎成了空白,整个18世纪耶稣会士有关社会科学的译著仅有6部,而且其中3部还是地理方面的。而在来华耶稣会士的众多译著中,《四库全书》和《存目》仅收录了36部,其余均在删除之列,以至清人对西方的认识、了解远不如明末。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的观念。康熙曾说:“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阿尔朱巴尔……传自东方之谓也。”[13]

正是这种理念的影响,清初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挖掘“古算十经”,埋头于古籍考订、校勘、辑佚、钩沉等文献整理,完全背离了徐光启以来西方科学文化输入引进的路向,致使中国科学技术错失了与刚刚勃兴的欧洲近代科学接轨的机遇。对此,日本学者稻田叶君山曾说:“艾儒略所著之《职方外纪》,南怀仁所著的《坤舆全图》皆是以启发当时中国人使知世界大势,然中国人等闲视之,不精求也。”[14]不仅如此,1720年,康熙帝拒绝罗马教廷使节的请求,重申禁教令。从此,禁教政策为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所承袭,在华耶稣会士大为减少,在朝中担任修历及怀有各种技艺的西洋人已不敷使用。

1837年,最后一任钦天监监正高守谦“因疾告假回西,自后钦天监内,无西士任事者”[15],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由于禁教政策的实施及耶稣会士在中华大地的基本绝迹,欧洲宣传中国文化者日益稀少,中国文化西传的势力也遭到重创。一些欧洲学者不再说中国为人类知识的发源地,反而崇奉希腊人为人类最伟大的教师,随之欧洲学界掀起了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浪潮。对此德国学者利奇温有颇为客观的深刻阐析:“17及18世纪中,耶稣会士是沟通欧洲与远东的文化桥梁,但从1723年后,因为对礼仪发生不幸的争执,教士在华的活动大受剥夺。

中国人看见天主教各派之间互相争执,开始把基督教作为一批宣传分裂的布教者,而始行后禁。对教士的迫害,甚至使教士也忘记了古代中国的美妙景象。在此以前赞美不绝于口的教士,开始提出了责难。如果把《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1776年以来在华各教士的函札)与早出五十年的《传教士书函集》相比较,就整个来说,他们的实事求是的公正判断,往往使我们感到诧异,其中责难与赞美相掺杂,和透露出某种怨恨的语调。1762年法国的耶稣会正式解散……教会每次遭受损失,也影响到欧洲与东方的文化交流。同时,商人对中国不利的批评,得到更多人的听闻,一度存在的强烈的怀疑,百年来隐藏而未发的意见,现在敢于提出来了。……随着经济利益几乎把其他一切排之幕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趋于破裂。”[16]

在否定中国文化的聒噪声中,结束了拉丁文明与中华文明间高层次的对话,这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断落。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4卷,693.

[2]童鹰.《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上册,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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