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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华裔文学与新移民文学同处于美国的写作背景下，在创作主题、书写侧重、文化认同等方面却各自有其不同的特征；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它们包含了比较的多重性；从流散写作角度看，它们体现了流散的典型性。因此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海外华人文学及中西文化。在今天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技术、资本和物质财富的大规模流动，人员的迁移也日益频繁和密集。因此，流散现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流散写作已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视的研究课题。然而从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角度看，异质文化之间的流散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写作才具有更为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时代的启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移民文学就应当属于典型的流散写作，因为它包含两种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它以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进程生动地阐释了“流散”的真正意义。同样，依据“流散”的含义(指在外部的或散在的生活分布，与某种文化中心的疏离，边缘化的处境、状态和人群)，而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之边缘的华裔文学应当也是流散文学的一个重要存在形式。首先，有必要对“新移民文学”作一个描述性的界定。这里所说的“新移民文学”是特指2O世纪7O年代末和8O年代初以来，出于各种各样目的(如留学、陪读、打工、经商、投资等等)，由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士，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反映移居国外期间生活境遇、心态等诸方面状况的文学作品。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美国新移民文学。而滥觞于19世纪末留美华人英文自传的美国华裔文学指用英语创作、发表或者出版于美国的描写作者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的文学作品。华裔文学打破“失语”状态、真正崛起开始于70世纪7O年代，近年来备受美国主流文化读者的欢迎，它们长期盘踞畅销书榜首，给商业界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并且在评论界也引起巨大反响，有的作品还被作为经典选人美国大学的教材之中。同处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边缘，美国华裔作家和新移民作家塑造和建构了各自心中的中国形象及西方形象，同样都有中国人的经验故事，都面临着文化思考和文化选择的状态；同为华人，却一用英语创作，一用汉语创作，其中所表现的文化身份、文化内蕴、文化解读以及文学追求肯定大异其趣。因此，美国华裔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应该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学，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语言不同，作者的思维、文学的内涵、表达以及读者指向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全球化流散写作的背景之下，对两者进行横向比较将是很有意味的研究活动，对这些旨趣的深度挖掘，有利于我们认识华人在双重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文化选择，有利于人们找到一条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如何交汇融通、共存共生的正确路径。如果从1887年李富恩(YAN PHOU LEE)发表自传《我在中国的童年时代》算起，美国华裔文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从被忽略到被关注，从边缘到逐步进入白人文学批评主流的曲折而动荡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任璧莲等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已经杀人或者正在杀人美国文学主流，在美国当代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大多含有自传成分，用个人或家族的变迁为写作题材，往往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来隐喻中西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其基本主题是探寻两代人之间的爱恨关系以及两代人在两个世界、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其基本模式呈现为从个人的记忆出发，建立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无限放大，将家庭、父母子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面，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化，从而使小说更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这一主题和模式在汤亭亭 (KINGSTON MAXINE HONG)那里得到重视，在谭恩美(AMY TAN)那里予以开拓和延伸。被称为“充满幻想的自传”的《女勇士》是汤亭亭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美国华裔文学开始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标志作品。整部作品充满丰富的文学韵味和深刻的社会意义，是一幅有不同版本的美国梦幻与华人的现实生活交织起来的错综复杂、灿烂夺目的图像。书中通过描绘叛逆的女儿和性格刚强的母亲之间的抗衡与和解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融合。谭恩美的小说在主题及艺术魅力上可谓是汤亭亭小说的延伸和继续，且文字更为凄楚动人。处女作《喜福会》是一部极为畅销的小说，主要讲述了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和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的故事。作品对母女代沟这个华人文学的传统题材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在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场景中，以看似漫不经心的手法描述了美国华人经历的变迁。在她的小说中，中国母亲形象具有很大的感染力。这一形象占据着其小说情感中心，表现的是一种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传统，强调了新一代华裔与老辈人之间对美国生活的不同看法，传递了深层意义的信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移民文学作家作为自觉的出走者、客旅者、写作者，身上的精神烙印显然不同于美国华裔作家们。他们常常以一个远离父母的个人在西方文化的边缘游走，没有融入主流文化的热切，而更多的是从第三世界进入第一世界后，由于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刺激在他们内心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成为他们着重表现的核心主题，因而没有美国华裔作品中家庭的宏大叙事，更普遍的是个人的孤独与焦虑、社会境况的动荡变迁、现实与梦境的碰撞。但是新移民文学中的个人不是那种纯个人式的境遇，而是成为一个民族集体的代码，“个体的存在是一个‘民族寓言’式的主题的一个侧面”⋯。以中国大陆赴美人士组成的美国新移民作家群中，查建英是较早出现的一位代表作家。在她构筑的小说世界里，琐碎的题材和个人体验，如打工者的艰辛、学业的繁重、创业的艰难、爱情的不如意等等体现出的中西文化的差异。捷夫(《丛林下的冰河》)的金发碧眼、开朗乐天、健康富有、肤浅幼稚完全是美国文化的典型符码 “我”对捷夫从认识到分手的过程，与“我”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从“如鱼得水”之感到“笼中之鸟”之感的过程相互对照。小说中另一个与捷夫同样具有文化符码性质的人物是“我”以前的恋人D。D的形象不能算丰满，但他所代表的“我”与故土文化的联系以及“我”心中的中国式理想主义，却因此而更加突出和清晰。D的死亡和“我”与捷夫分手一样，经过西方文化的真实感受之后，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身份困惑突显出来：认同于西方文化的同时感到惶惑和困扰；回归本土文化时亦觉陌生与不安。新移民作家更多地以一种观望者的身份与视角来看待中西文化，清醒地描述个人经验，分析现象之后隐含的文化的差异，尽管这其中包含着痛苦，却又有自由的快乐；而华裔作家对无法避免的中西文化的共存的状态和努力融入的愿望，使得虽然同处于边缘地位的美国新移民文学和华裔文学表现出不同的主题和书写状态。美国华裔文学作家们身上虽然都有着中华文化血脉，但由于其栖身海外的特殊位置，身处美国强势文化的熏陶和俯视之下，常常出现西方式的感受和体验，有着中西文化的双重身份，而其中西方文化认同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华裔文学作品对母国文化的展示，并非是与白人主流文化的抗衡，也非一种融合的策略，而是把业已存在的文化差异以浓郁的异域情调和东方化的想象展示给他们的目标读者——西方社会中的白人，在有意无意中印证了白人对亚洲移民“他者化的权威话语。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者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指出：“他们展示的不同化是极有选择性和表演性的，目的是讨好主流，并非威胁主流⋯⋯是去除了有害成分、政治色彩、纯粹为娱乐消遣而提供的货色。”[ ]在许多美国华裔的作品中，中国被定格在一段处于前工业社会的落后时空当中，是饥荒和灾害肆虐、充满战争伤痛的苦难国度。在《灶神之妻》中，通过女主人公温尼在战乱中逃难的所见所闻，谭恩美展示着古老中国的肮脏与落后；在《女勇士》中，母亲勇兰不仅是个“打鬼英雄”，而且什么都吃，母亲所讲述的“活吃猴脑”的细节更加让人毛骨悚然；在《喜福会》中，许安梅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为了给外婆履行孝道，用刀割下自己胳膊上的肉给外婆熬药吃；等等。这一系列充满迷信与野蛮色彩的关于东方文化的逼真而又多余的细节描写迎合了美国主流读者眼中“神秘、落后的东方”的“刻板形象”，使许多白人读者信以为真。然而在任何具有理性断力的中国读者眼里，这些都是多么地荒诞不经啊。这些作品与美国主流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先入之见紧密相联，从而产生了一种“东方主义效果” 。美国主流社会长期存在的对华人形象乃至中国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