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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生活中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不断创造发展的过程。从空间角度看，文化祢散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时间纬度看，它又延续在整个历史长河之中。文化又是一个动态系统，内容十分广泛。文化按其所面对问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与人关系的方面以及人自身的关系即灵魂与肉体方面。按形态来看，文化又可以分为这样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第二个层次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也就是人工改造过的物质；第三层是制度、风俗以及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中西方文化产生分别产生于中国和欧洲，是属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因此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是差异也十分明显。这种差异也就是此文化区别于彼文化的特殊性。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但是我以为更集中地反映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战胜自然。西方征服自然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圣经》。圣经所讲述的内容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人是站在自然之外的，有统治自然的权力；人与自然是敌对的；人要在征服自然的艰苦斗争这才能求得生存。征服和战胜自然的观念在西方文化中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致思想家们都不愿意花力气去讨论这个问题本身，他们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去征服与战胜自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中国古代思想家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可分为三种，一是以老庄为代表的服从自然说；一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征服自然说；但是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周易大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周易》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 这就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人也要服从这普遍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界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就是天人的协调。其次，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家庭问题上。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注重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期间，西方家庭公社的原始纯朴性质保留比较多，公社虽然处在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但是权力受到限制并且经过选举产生。家庭的最高全力集中在家庭会议，这就保证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不致受到压抑和剥夺。相比之下，在中国从殷周时代开始，家庭公社就处在家长的统治之下，这不仅使得同居共财的共产制严重变质，而且使个人自由受到严重压制。其次，西方家庭经历了一系列进步性的演变，虽然罗马的家庭包括奴隶在内，但是这种家内奴隶制在进入封建社会后就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家长制在封建社会广泛盛行，父权、夫权变本加厉，不断强化。再次，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古希腊罗马的男子们虽然常常占有女奴，但是没有发展出一夫多妻制度。在中国，一夫多妻制一直在富人和显贵人物的家庭中流行。中国家庭本位的主要表现是把家庭看得比个人重要，特别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唱妇随之类。中国这种家庭伦理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互尽义务的关系，一是单向服从的关系。前者对于实行同居共财制的家庭来说是必要的，后者则属于奴隶制和封建制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西方的个人本位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而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第三，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维护民族的独立，不向外扩张，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教化去“协和万邦”。西方在民族方面讲究竞争、讲究斗争，许多思想家主张征服别的民族甚至统治世界，而这些思想往往被当权的统治阶级采纳并付助行动。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华夷”之别。但是，这是首先文化高低之别，特别是有无道德礼教之别。其次，诊视本民族的独立和文化传统，对其他民族则采取“顺俗施化”的政策。当然，中国的民族伦理和民族政策也具有明显的封建烙印，这主要表现为华夏中心主义，表现为追求以华夏为中心的“四夷宾服”的理想。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它不是以征服为手段而是以道德教化为手段追求“协和万邦”。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中国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东西方文化各自特点的形成，是有其形成的客观原因与条件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马克思的这段精彩论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即首先是人们代数和的自然环境的不同，然后才有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不同以及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并由此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所以，从根本上讲，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首先是有其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决定的。因为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也由此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心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的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农牧混合经济。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而欧洲则基本上属于农牧混合经济，游牧经济的典型代表是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特别是蒙古的草原民族是以游牧为主的单纯游牧经济。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的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从原始社会经过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最强因此这些国家的进化速度也就最慢。相反，游牧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最差，他们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分合多变。农牧混合经济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可变性。稳定性来自种植业，可变性源于游牧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367页）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即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鲜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欧洲的农牧混合经济联结的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导致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产生了近代的民族文化。中国与欧洲地理自然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与生产方式。中国与欧洲在面积和纬度上相近，但是作为生产物质基础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欧洲有广阔的平原、地形简单、交通便利、雨量充沛。这个是多山国家，山岭纵横、交通阻隔、气候复杂。中国由于平原面积小，需要广大牧场的畜牧业很早就开始被小块恳挚的种植业所排挤。同时由于水面不多，渔业也不占重要地位。所以从战国时代起就可是形成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在古代社会技术发展水平有限的情况下，农业经济的技术结构对农业生产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农业商品化生产发展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首先是生产对象本身需要的工时不同。例如欧洲人用葡萄制酒，中国人用谷物造酒。葡萄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其种植要比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费工少有利于水土保持。其次是不同的耕作方式对自然资源的保持有不同的后果。精耕细作、灌溉为主的的单一农业，有土壤贫瘠、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等严重问题。年复一年，环境恶化，改土改水工程效益递减需要投入的劳动力不断增加。农业经济对生产分工和商品化进程的影响也大不相同。中国单一的农业经济，以家庭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只能进行简单的再生产。男耕女织，养猪喂鸡，从种植棉花开始到纺织织布基本上都靠自己的劳动。煮饭蒸馍全系家务活动，不需要烤面包的作坊。中国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不得休息，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方面造就了以勤劳节俭著称于世的美德，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狭隘自私的意识，形成了排斥协作的小生产传统。马克思在谈到东西方农业生产的差异时，认为最重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