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些人认为中国文论仅仅涵盖 “气” 、 “风骨” 、 “神韵” 、 “比兴” 、 “妙悟” 和 “意境” 这样一些范畴。然而,如果从一种文化的视阈来看,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文论和清理中国文论话语,并不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范畴,而是要研究它们在文学中所呈示出的意义表达方式和文化规则,例如古代文论中的 “书不尽言” 、 “言不尽意”,等等。中国学者相信示意的唯一方式就是 “立象”,它是长期以来在中国文论中已经被强化和突出的话语方式。因此有必要在以前一些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中西文论对话研究,使之更加具体和系统,并遵循四个基本的话语规则。
Abstract :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merely composed of such categories as qi (air), f eng 2gu (wind and bone), shen 2y un (spiritual resonance), bi and xing (analogy and evocative images), miao 2wu (marvelous enlightenment), and yi2j ing (artistic mood) . Viewed f 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however, those are not the categories through which we should analyze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tease out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Rather, what we focus our research on is the way they express and their cultural rul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illustrative examples are as the ancient Chinese put,″ What one writes is not all that one want to say″ and″ What one says cannot express all that is on one’ s mind.″Therefore, Chines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only way to convey meaning fully is to ″ establish the image″, which is the discourse that has been highlighted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at furthering the study of dialogue betwee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by making it more specific and systematic. And in conclusion, four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dialogue are put forward.
一、 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特征
所谓 “话语” ( discourse),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谈话,而是借用当代的话语分析理论(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的概念,专指文化意义建构的法则。 “这些法则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维、 表达、 沟通与解读等方面的基本规则,是意义的建构方式( to determine how meaning is const ructed)和交流与创立知识的方式( the way we bot h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 her and create knowledge)。 ” [1 ]335
说得更简洁一点,话语就是指一定文化思维和言说的基本范畴和规则。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无非就是 “风骨” 、 “妙悟” 、 “意境” 等等范畴而已,这是一个误解,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笔者所说的 “文化规则”。每一种文化、 文论都有自己的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文化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的,而文化规则是贯穿于历史长河之中的。此即笔者常说的 “死范畴” 、 “活规则”,即范畴可能死亡,而规则仍然存在,规则不会随着范畴的过时而死亡。例如先秦没有 “风骨” 范畴,魏晋没有 “妙悟” 范畴,唐代也无 “神韵” 概念,这些具体的、 个别的范畴都有时代局限性,随着时代产生,也随着时代而消亡。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深层文化规则一旦形成,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并始终支配着文论范畴。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是什么呢 ? 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
(一)以 “道” 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
《老子》 说: “道可道,非常道;言可言,非常言。 ” 就是意义的生成方式。 “道” 是万物的本源,也是意义的本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道” 从哪里生出意义呢 ? 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 王弼解释说: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 这种 “无” 并不是空空如也的 “无”,而是一种以 “无” 为本的 “无物之物”。 “无中生有” 的意义生成方式与逻各斯的 “有中生有” 是根本不同的,由此确立了中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不同方向与路径, “无中生有” 也就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规则之一。
意义的生成方式决定了话语言说方式, “道” 的不可言说性也就是意义的不可言说性,意义不可言说但又必须用语言来表达,这就有了庄子所说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也就有了 《周易 • 系辞》 所说的 “言不尽意”, “圣人立象以尽意”。逐渐形成了强调言外之意、 象外之象的话语言说方式。这个话语方式表现在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的 “不言言之” 中,表现在 “简言以达旨” 的 “简言言之” 中,表现在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的 “略言言之” 中,更表现在 “比兴” 、 “兴趣” 、 “妙悟” 、“神韵” 、 “意境” 等文论范畴中。
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始终是中国文化一个潜在的、 深层的文化规则。例如刘勰讲 “隐秀”,注重 “文外之重旨” ;钟嵘论 “滋味”,强调 “文已尽而意有余” ;司空图论 “味外味”,提倡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 “韵外之致” 、 “味外之旨” ;严沧浪讲 “兴趣”,强调 “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王士祯讲 “神韵”,注重 “气韵生动” 、 “妙在象外”。至于“比兴” 、 “寄托” 等诸多范畴,基本上都受这个文化规则的制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这套体系又具体体现在 “以少总多” 、 “虚实相生” 、 “言意之辩” 等等话题上。
(二)儒家 “依经立义” 的意义建构方式和 “解经” 话语模式
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的 “至圣先师”,就在于他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意义,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范型和话语模式。孔子自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述而不作” 就是遵循旧作,整理古代典籍。孔子所编定的《诗》 、 《书》 、 《礼》 、 《乐》 、 《春秋》 以及为 《易》 作传等等,建立了中国文人以经为本、 解经为事、 依经立义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儒家学派前后绵延两千余年, “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有一批贯通古今的基本典籍,就是孔子所整理编纂删定的 《六经》 ”。 孔子在编纂经典的过程中,对古代典籍进行了广泛的解说与阐释, “思无邪” 、 “兴观群怨” 、 “文质彬彬” 等等,就是在对《诗经》 的解释中提出来的。
汉代有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分,但在其意义的生成方式上都是依经立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确立了儒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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