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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椿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5页。 ④ 伏尔泰：《哲学通信》，高达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在16～18世纪的英国，先后产生了培根、牛顿为代表的一大批科学家。培根被称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是近代科学归纳法的创始人和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借助科学发现和发明可以使人类获得制驭自然的力量的真理。他在1621年发表的《新工具》一书，提出“破除四种幻象说”，成为破除中世纪蒙昧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希图发现热的本质，提出了热是由物体的各个微小部分的快速不规则运动构成的理论假说。牛顿全面总结了16世纪以来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成就，于168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这一划时代的科学巨著，论证了自然界物体运动的三大定律，特别是万有引力定律，并创立了微积分和流体力学。他的科学成就，使培根所说的借助科学发现可以使人类获得制驭自然的力量的预言行将成为现实。在新的科学理论的推动下，一系列技术发明接踵而来：伽利略的学生托里采利和盖里克先后发明了气压计和抽气机，1763年格里夫斯发明多锭纺纱机，1767年瓦特改进纽卡门蒸汽机，1769年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1782年瓦特发明联动式蒸汽机，1802年丹达斯号汽船试航成功，1804年特里维西克在威尔士制造铁路蒸汽机车……17～18世纪英国最主要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几乎都指向同一个结果——工业革命，以致于恩格斯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总结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么一段时间的历史”①。人学史观并不否认偶然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偶然因素在近代史上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活跃，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也更为突出。然而，是什么唤起了这些偶然因素呢?是自由。自由唤起了每一个偶然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创造力，无数的偶然因素的自由活动汇合成一种巨大的历史合力，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从这一人学史观的基本原理看问题，我们还能像彭慕兰先生那样说英国的工业革命仅仅是由煤矿的开采和海外殖民地的扩大等偶然因素造成的吗?可以说，没有近代的人文觉醒，就没有英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突破和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没有政治革命后生产力的发展所产生的使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的需求，也就没有英国的工业革命。自由，只有自由——这一被马克思称为“人的本质”的伟大的女神——才是推动近代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与法国相比，英国人的人文觉醒更为彻底，他们在科学研究中所坚持的严格的、审慎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政治科学中。洛克等人基于对现实的人性的清醒的经验认知，同时也基于科学精神中所包含的深沉的理性幽暗意识，而确立起明确划分“群己权界”的原则。这一原则使得英国人民在任何时候都要誓死捍卫属于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绝不肯把这一“天赋人权”交给一个抽象的“主权者”去支配，从而使英国避免了像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时期“多少罪恶借自由之名以行之”的历史悲剧。人们赞美彭慕兰从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问题，彭慕兰也自认为他把“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的惯常提问方式换作“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提问方式是一种新的创意。其实，这是同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归结为一句话，这就是100年前严复所总结的：“自由与不自由异耳”②。在中国17世纪下半叶，推动近代世界历史变迁的最伟大的观念变革——关于人的自由本质的观念变革——由于清王朝的建立而遭到窒息，晚明的自由火炬变成了沉沉黑夜中时闪时灭的萤火。再没有人敢像李贽那样大声疾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再没有人敢像东林党人那样公开主张“以众论定国是”，也没有人敢像黄宗羲那样大讲“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更没有人念则使英国人确敢像王夫之那样批判专制集权强国论；晚明江南知识界普遍流行的真理大于权势的观念、真理只有在自由的讨论中才能确立的观念，等等，都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中化作了流淌着的鲜血，殉道者的血肉洒满了神圣的思想学术殿堂的台阶。到鸦片战争时，江南已经比英国落后不下3个世纪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25～126页。 ② 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更令人遗憾的是，近代英国人民崇拜科学家胜过崇拜权势者的观念变革，在中国至今也没有完全实现。在晚明中国，并不是没有人向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提出过抗议，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语带讥讽地说：“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也不是没有人对传统的“重道轻艺”的观念提出过批评，有学者指出“艺精则行实，行实则道至”，甚至还有人提出过“精通一艺即可达于不朽”的观点。这些新观念的出现，正是当时科学思潮蓬勃兴起的反映，似乎表明中国也在孕育着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可是，当英国人把天文学和数学直接运用于航海实践的时候，康熙皇帝却把数理研究作为皇家的摆设，乾隆时期最吸引江南读书人的乃是“赐同进士出身”的所谓旷世恩典和“为如夫人洗脚”的流行趣味，而哥白尼学说则遭到“有道醇儒”的辟斥，更谈不上有人重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王徵翻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了。上个世纪80年代曾有学者做过一次意味深长的比较：在河南南阳郊外，诸葛武侯祠最为壮观，因为他是“功盖三分国”的蜀汉丞相；而医圣张仲景的祠堂就比武侯祠低了一个档次，因为他不过是一个“长沙太守”；张衡是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可是他的坟墓却被淹没在南阳郊外一片农田的角落里，如果不是因为他生前也在朝廷里做过官，他的这一埋骨的土丘也不会延捱到今天；又有谁见过大科学家祖冲之、宋应星的墓塚呢?这段话说得极为沉痛，至今让人回想起来仍然感叹不已。综上所述，把江南与英国做比较虽不失为一种研究思路，但也不乏可以质疑之处，因为江南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它的发展受到广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制约，当游牧民族的铁骑如狂风暴雨横扫中国大地时，尽管江南人民反抗最烈，但也无法摆脱被征服的宿命。这不禁令人想起亲身感受到江南之衰落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主张，即：既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又要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这一主张恐怕也寓有不要让落后地区拖住发达地区之后腿的深意吧。从如何让中国的发达地区发展得更快些的视角来思考“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的问题，让江南不仅经济繁荣，而且政治体制改革也先行一步，也许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了信，即使是在商品贸易中赚钱，也是为了向上帝证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