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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霍尔是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某种意义上讲,霍尔就是伯明翰学派的同义词,他为该学派的创立,向纵深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伯明翰学派为研究的语境下,霍尔文化理论的特征体现为跨学科的意识、族裔散居文化视角、集体创作、学术开放性、文化政治、人才培养等,从而突显他作为文化理论家与文化批评家的价值与意义,并彰显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性的文化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

[关键词]霍尔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马克思主义英美文学

前言

作为一场文化革命,伯明翰学派给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一场文化运动,伯明翰学派不会永远地活跃于学术的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理论,它已经成为我们透视社会,批判社会,针砭时弊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2002年6月伯明翰大学CCCS被校方关闭,这不仅仅是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事件,也是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重大的事件之一。伯明翰研究中心体制化历史的终结,是否就意味着文化研究学术意义和影响力的气数殆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至此以后,尽管伯明翰研究中心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意义,但是伯明翰中心的遗产,伯明翰学派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力还会持续不断地给整个学术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伯明翰学派的学术成就从先前的英伦半岛,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从西方世界迅速延伸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与地区。这些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对文学学科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现了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伯明翰学派的思想,文化研究的无限魅力正在形成新一轮学科资源的整合,学术研究的创新。在这场极富影响力的文化革命中,伯明翰学派思想集大成者的霍尔是其卓越的领航人以及思想的开拓者,他为伯明翰研究中心成为极富影响力的学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这样说,英国文化研究能最终蔚然成为一重大的思想学术流派和研究领域,应该归功于霍尔卓越的组织领导和思想等才能。伊格尔顿曾这样评价霍尔在当代英国,乃至世界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影响:“任何一个为英国左派思想立传的人,如果试图依靠某个典范人物,将不同的思潮和时期串在一起,自然会发现他是在重塑斯图亚特·霍尔。”[1](P. 3)“如果有哪一单个的人与文化研究作为一特别的研究领域的发展最相等同,那么这个人就是斯图亚特·霍尔。”[2](P. 82)戴维斯认为,“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3](P. 1)。姆乐亨曾评论到,“没有霍加特就没有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然而,中心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人,为成就中心的个性付出最多的人却是霍加特的继任者斯图亚特·霍尔。”[4](P. 98)这些都是对霍尔为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研究做出贡献的肯定和褒奖。纵观霍尔40多年的学术生涯,我们不难发现,霍尔个人的知识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很大程度上就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演进史,霍尔可谓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毋庸置疑的是,霍尔开创了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如果我们把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看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精神领袖的话,那么霍尔当之无愧地成为伯明翰学派的“思想集大成者”。

一、霍尔文化理论的特征

斯图亚特·霍尔(1932-),出生于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他是加勒比海非洲黑人后裔,著名的文化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从1951年获得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以来,霍尔一直在英国从事文化运动与文化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他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集合CCCS学者的智慧,积极倡导并践行文化研究的集体写作的模式,结出了重要的硕果。其中霍尔与其他学者合著的著作有《通俗艺术》(1964)和《控制危机》(1978)两部,合编有《通过仪式反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以下简称为《通过仪式反抗》) (1976)、《论意识形态》(1978)、《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媒介与语言》(1980)、《撒切尔主义政治》(1983)、《新时代:九十年代政治的变化》(1989)和《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997)等六部,霍尔的个人论文集《通向艰难的复兴之路》(1988)一部。霍尔的学术论文几百篇,主要收集在《新左派评论》、《大学与左派评论》、《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文化、媒介与语言》、《大众传播与社会》、《银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今日马克思》等刊物上。涉及的学术领域极为广泛,如像电影、媒介、大众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视觉文化、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种族、民族性、身份认同、现代性、后殖民主义等等。霍尔在世界范围内学术演讲百余次,接受采访十多次。霍尔著述颇丰,其中一些篇目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中的经典著述中的经典,被收入各种文集中,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引起了世界性的学者广泛的关切,并引发了浓厚的兴趣,产生了强烈的学术共鸣,对当下世界性的文化研究正在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们倾注了霍尔40多年的心血。霍尔为伯明翰学派思想向纵深发展做出了杰出而卓越的贡献,他不愧为文化研究的思想集大成者。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中,霍尔在建构其文化理论的过程中,他的文化理论思想体现出诸多的特征,为我们思考其思想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一,研究中的跨学科意识。学文学出身的霍尔对英国文化研究的践行,借鉴了若干学科的理论资源:社会学、艺术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身份政治学、以及传播学等等,为伯明翰学派思想中的跨学科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霍尔还不断地从社会、文化运动、艺术实验室、政治运动和社区工作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养料,丰富其文化理论的文化内涵。

第二,族裔散居文化理论视角。这是伯明翰学派的前辈霍加特、威廉斯以及汤普森等人与生俱来就缺少的视角点,霍尔把“英国性”从狭隘的认知中解放出来,对族裔散居、差异性、后殖民、身份和族性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在文化研究中所持有的不同的底色和价值取向。

第三,创作上的集体意识。霍尔与伯明翰学派奠基人不同的是,他的声望不是来自于他的哪一本书,而是在于交织在持续不断的热烈论争之间的文章、文集序言、杂志、游学的讲稿以及会议的发言稿等等。他开创了伯明翰学派“集体创作”的先河,为集体思考英国社会、文化、政治等问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约翰·道克尔曾指出,“霍尔是伯明翰70年代的顶尖人物,他的名声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哪一本书,而是在于文章和文集的序言,它们交织在热火朝天的争论中间,引导伯明翰工程走过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地雷阵。就像许多人一样,我发现这类文章鼓舞人心,富有挑战性,在多姿多彩的伯明翰著述中,是我们的阅读首选。”[5](P.36)

第四,学术开放性。霍尔经常在英国BBC电台主持一些有关加勒比海相关话题的节目,引起各路学者的高度关注和讨论。正如费斯克所言,“假如我们概括霍尔对文化研究的贡献,那就是开放。”[6](P. 212)在霍尔看来, CCCS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领导,他和研究生们一起在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实践着文化研究的宗旨。

第五,学术研究中的政治介入性。霍尔关切文化研究的政治性,把学院的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文化等接合起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本质论”、“决定论”、“还原论”,把意识形态从经济基础中成功地解放出来,突出文化等要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正如约翰·斯道雷所言,“尽管霍尔希望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能够产生有机知识分子,但他同样也记得必须坚持其知识分子工作的地位:‘我们在中心内部所做的———个体地或者集体地———是观念(方面的工作),这些观念是与政治相关的。”[7](P. 93)

第六,人才培养意识。CCCS特色之一是它主要从事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和研究,霍尔在中心的15年多时间见证了中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并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形成为后来被学者所称作的伯明翰帮(Birminghammafia)①。他们正在成为继霍尔之后,把伯明翰学派思想和霍尔思想发扬光大的传播者和弘扬者,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本身也构成为整个伯明翰学派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霍尔文化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就英国的政治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较严重滞后,这是英国社会中的文化与学术传统决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