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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社会、文化及政治语境中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异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一部分“新左派”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学者,立足于英国的社会现实,对以前苏联和英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深刻地反思了英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中肯的批判和修正。霍尔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并为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层意义上讲,霍尔他自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这样讲,在霍尔40多年的学术事业追求中,他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相伴,亲自实践并践行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断对话,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英国化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霍尔曾指出,“对我这样具有反帝国、左翼背景、出身于牙买加迈向独立之际、年轻的激进分子,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我追求和看齐的方向。”[8](P. 159)霍尔正是从“新左派”介入对文化研究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与此同时,霍尔坚决否认他是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并不像某些其他的学者一旦投身马克思阵营,就丧失原有的信念,彻底改变自己。他也质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阶级还原论”等等。他也坚决抵制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接受,他一直和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折衷和异议的关系。所以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和我关系密切,重要非凡,也是我不断斗争,努力挑战的对象。”[8](P. 162)在霍尔看来,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或“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一个问题、一个麻烦、一种危险,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9](P. 264)

霍尔始终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对话的高度清晰的认识,他结合英国社会的现实,在众多的西方理论中寻找适合建构他文化理论的资源。所幸的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集大成者的葛兰西及其文化理论中的“文化霸权”为霍尔思考和批判英国的社会、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资源。因为它也极力反对“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从“最终时刻的经济层面”去思考多元决定论,思考更多元的、更民主的、更具文化反思性的权力的概念。霍尔正是看到了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等文化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结合他对70至80年代英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现实问题,从“文化霸权”与“接合理论”角度全面剖析并批判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必然对应论”与“必然非对应论”,提出“非必然对应论”概念,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具体体现,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时刻、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时刻、研究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刻。这些时刻伴随着英国社会、文化以及政治语境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地更替。由此可见,这种“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突出霍尔与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距离,同时也突显出某种渴求,希望保持与马克思主义某些传统思想和准则的忠诚,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这种批判和对话为霍尔思考和透视社会与文化的问题提供了话语空间。所以,霍尔文化理论中的“文化霸权”以及“接合理论”均体现为“不作保证”,这些成就了霍尔“后马克思主义”和“不作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美名。

葛兰西和萨义德都曾指出,有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也是具有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还是全心身投入对社会的“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10](P. 25)霍尔正是这类有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也是亲身实践的践行者。他自从介入英国学术界的公共空间以来,他以其独特的“独立左派”和“族裔散居”知识分子的身份,不断撰文、主持电台和电视节目、发表演说、接受采访,关切并介入所有问题,承载着有机知识分子被赋予的历史使命,实践着“个人就是政治”的文化批判。他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透视社会、批判社会,并把理论有机地用于社会实践,使学术理论政治化、文化研究政治化。霍尔所从事的文化研究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化政治”或“政治文化”,“文化政治”问题是霍尔关切、思考和实践的关键所在,用文化(表意实践)去诠释政治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是霍尔彰显文化政治中的“表征的政治”、“差异的政治”、“认同的政治”以及“接合的政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和霍尔文化理论的谱系学中不断地渗透着伯明翰学派一以贯之坚持和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文化与权力、文化与霸权、表征与话语权、霸权与反霸权、表征与反表征、接合,解接合与再接合如何在不同的实践和语境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霍尔坚持认为,“文化的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11](P. 289)。这是他对文化研究发出的强有力的宣言。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拷问,为文化研究的政治化与批评性对话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人曾强力批判霍尔等人的研究,认为文学出身的人介入“社会”研究,缺乏认识论和哲学基础、缺乏精准的理论概念、缺乏研究的批判性、缺乏理论分析和阐释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不仅不是问题,反而体现出霍尔的优势,他摆脱了严格的学科分类界限的束缚,把不同的学科整合在一起,实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合,采用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介入对社会问题的民族志研究,以批判的眼光挪用为不同语境所用的理论,实现社会批评的“理论化”的目的。霍尔曾指出,他对理论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比较关注如何不断进行理论化(theorizing),就是“运用理论”。这表明霍尔在研究理论时,采取开放的姿态,及时调整自己的反思情绪,整合不同的理论体系,他并不关切理论本身的归纳和推理,而是用理论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强调分析问题过程中的理论化,突出理论化的过程性、实践性与语境化。就文化研究的学科建制化而言,如果把文化研究陈封在学院的系所、现存知识部门或学科的基础上,文化研究就会成为一种已经被接受的知识生产,不再具有批判和解构力量,这是极为可悲的。所以,霍尔对理论概念认识的独到见解使我们充分认识到,文化研究应该是一项开放性的理论工程,坚持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解构性,采用反思、反省、拷问等方式,不断地解构自己,在文化研究理论化的发展方向中,方可保持其强劲的生命力和活力。所以在霍尔看来,理论只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 itwork for you),它就完成了理论的使命。也就是说,理论要放置在具体语境中,实践并“运用理论”,这种认识对我们当下从事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研究我们中国自己的问题,就是要从现实的语境中提取问题,挪用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让理论为己所用,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实的语境中,需要以问题为思考点和切入点,理论最终是为理解和解决问题而用的。这实际上是理论的本土化的问题,也是研究现实问题的理论化、实践化、语境化以及特定性的问题,其中问题的理论化与语境化的“接合”与“遇合”是拷问的关键点。理论的理论化与理论的语境化都是极为复杂的总体性问题,是接合的统一体和差异的统一体,所以在这层意义上讲,研究英国文化研究,研究霍尔的文化理论思想,其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些理论问题用于认识和反思我们自身现实语境与文化语境的各种问题,结合中国现实语境,深刻反思中国文化一百多年以来的现代性问题和现代的新文化问题,最终目的是实现文化研究的中国化,实现霍尔文化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正是“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介入主义”的政治策略、“个人就是政治”的文化宣言、“文化政治”的批判精神以及文化研究的“理论化”价值取向伴随着霍尔度过了学术研究的近半个世纪的春夏秋冬。霍尔在建构其文化理论过程中,以“新左派”为介入文化研究的政治和现实语境,以其特有的文化身份背景、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以其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以其独具匠心的集体创作的书写模式、以其敏锐的眼光批判现实,充分阐释了文化研究的史前史和文化研究的演进史,并洞察到文化研究的发展走向,为我们思考英国文化研究和霍尔的文化理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霍尔正是利用了他学文学的学科优势,把西方各种理论汇聚旗下,充分吸收并批判了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拉康、拉克劳与墨菲、福柯、巴赫金、巴巴、萨义德、法农、普兰查斯、安德森、德里达等人的文化理论思想,把“文化”看成是争夺权力的一种过程,把“意义”看成是一种实现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的斗争的场域,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