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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中,朗费罗拥有读者群最庞大、影响力最持久而且又最有争议的。与其它的英美诗人相比,国内外的朗费罗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其原因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以T·S·艾略特形式主义批评的崛起,朗费罗在美国诗坛上的地位每况愈下。由于朗费罗在西方备受冷遇,国内的朗费罗研究成就也不明显。20世纪上半叶,钱锺书、吴宓、郭沫若、穆旦、杨德豫等学者曾介绍性地论及过朗费罗的部分诗歌。总体上看,国内的朗费罗研究缺乏系统化、全面化和深入化。学者们对朗费罗在本土盛衰的原因、对其诗歌的艺术手法、他对美国诗歌发展所作的贡献尤其对他的长诗的研究仅仅是表层的、印象型的、介绍性的研究。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了美国文学的译介,甚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至还开始了最初的(比较)研究。诗人朗费罗的《人生颂》是“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歌” [1]。逝世于1913年的安徽休宁人黄寿曾(年仅27岁)在他的《寄傲盫遗集》中翻译了他的《箭与歌》,题为《白羽红衣曲》。[2] 除了《人生颂》,朗费罗的《爱情光阴诗》、《晨风篇》、《矢与歌》及《村中锻工》(今译《乡下铁匠》)也于清末民初译入中国。
　　在早期中国,接受朗费罗的主要影响是诗人吴宓和郭沫若。
　　吴宓(1894—1978),著名西洋文学家,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生,陕西省泾阳县人。吴宓对朗费罗的接受是他的《沧桑艳传奇》改写于朗费罗的浪漫的爱情诗歌《伊凡吉琳》,原载于民国二年的《the Useful Knowledge》(梁启超题签)。《伊凡吉琳》曾经被浦薛风译为文言小说《红豆怨史》,登载于民国五年的《小说月报》。《伊凡吉琳》讲述阿卡迪亚少女伊凡吉琳和青年男子加里布尔真心相爱成婚,不料英法战争爆发,阿卡迪亚人民惨遭流放,二人也在一片骚动与混乱中失散。多年的流浪使他们历尽沧桑,但并不能削减他们对彼此的爱恋,终于这对恋人团聚了,但加里布尔却因长期的颠簸劳累加上瘟疫缠身而死。
　　吴宓最初的计划是翻译并改编这部叙事长诗,但实际上他创作了一部中国古典戏剧。《沧》原计划撰写十二折,但吴宓只创作了四折即止,分别为“传概”、“契游”、“缔因”和“寺警”。《沧》剧一开始便给全诗奠定了一种凄怨哀伤的情调,“苍莽松林千年老,败叶残蛩,潢地鸣愁恼。陵谷劫残人不到,高山流水哭昏晓。商妇弦绝伶工杳,片羽只鳞,旧时传来少。今我重临蓬莱岛,原野凄迷空秋草。”[3]在剧中,诗人朗费罗的出场向我们介绍了吴宓本人作此剧的背景:“老夫美国文豪亨利长卿(即Longfellow,现通译朗费罗———笔者注)是也。东山巨家,南国词客,幼娴翰墨,蚤擅声华,倚马成诗,登高能赋,委屈平哀艳,宋玉风流,兼而有之。[4]而“格布郎魂断杨柳岸,阿克村劫残陵谷变,曼殊娘贞化望夫山,亨长卿曲传沧桑艳”[5]的诗句更向我们道出了《沧》剧的梗概:加拿大的阿卡迪亚村庄遭洗劫,人民流离失所,情人分离不能团聚。“曼殊娘”即为女主人公伊凡吉林,而 “望夫”便是指伊凡吉琳苦苦寻找加里布尔,期盼与之团聚。
　　在《沧》剧中,吴宓运用中国传统文言文和中国特有的民族风格进行创作,历史事件和原诗的外国人物完全中国化,其语言改为典雅的文言文,连动作和服装也是明清所特有的风格。
　　吴宓会接受朗费罗是中美两国当时时代环境的相似决定的。朗费罗的《伊凡吉琳》创作之时,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主要集中于蓄奴制度的废除。北方要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求废除蓄奴制度,因其严重阻碍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南方的大种植园主坚决反对,并要求增加蓄奴区。双方矛盾尖锐,而且黑人暴动四起,美国上空笼罩着战争的阴云。朗费罗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同情黑人奴隶,痛恨那些残酷压迫奴隶的奴隶主,并写下了著名的《奴役篇》。出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他同情印第安人,对社会流弊提出批评。《伊凡吉林》一诗的创作表达了朗费罗反对奴役压迫,反对战争的思想感情。吴宓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少数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的开明人士之一,也是率先倡导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裨益,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先进知识分子。吴宓作《沧》剧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这样一个历史风云变幻、社会动荡的时期,反帝反封的辛亥革命实际以失败告终,革命胜利果实落入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袁世凯手中。历史舞台上上演的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各路军阀的混战等一幕幕丑剧。《沧》剧的创作,一方面表明了吴宓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对和平社会和安定生活的向往。
朗费罗和吴宓出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选用了相同的历史事件,都是对和平与幸福生活的向往追求和对平凡的人民热爱。朗费罗和吴宓都认为不同民族间应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采取对话方式,以达到理解与交流的目的,从而维护和平,避免战争。如果没有理解与交流,不同民族间只会产生对峙与仇视,那么民族间的对抗与战争则会永无休止。这些思想对当今的世界的局势是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朗费罗另一个重要接受者是郭沫若。郭沫若(1892-1978)是歌德式的天才,他在诗歌、戏剧、小说、学术研究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中外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郭沫若在1928年2月18日的日记中说:“拟做《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顾》。一、诗的修养时代……二、诗的觉醒期泰戈尔、海涅。三、诗的爆发惠特曼、雪莱,……”[6] 在1936年9月4日所写的《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说他的诗歌的觉醒期所受的外国诗人的影响还应加上一位美国诗人朗费洛。他写道:“我的诗的觉醒期,我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自己明确地记忆着,是在民国二年。……民国二年进了高等学校的实科,英文读本仍然是匡伯伦。大约是在卷四或卷五里面,发现了美国的朗费洛的《箭与歌》那首两节的短诗,一个字也没有翻字典的必要便念懂了。那诗使我感觉着异常的清新,我就好象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的一样。…… 并使我在那读得烂熟、但丝毫也没感觉受着它的美感的一部《诗经》中尤其《国风》中,才感受着了同样的清新,同样的美妙。”[7]《箭与歌》这首诗是朗费罗在1845年10月16日所写的,中国白话诗的倡导者胡适在1943年(民国32年)6月14日曾翻译了这首诗,他将此诗的题目译为《一支箭,一只曲子》,将其作者名字译为朗菲罗。郭沫若读《箭与歌》最深的感受有三点:其一是此诗使他感受到诗歌意境的清新、美妙;其二,此诗使他感受到那种对仗式反复的诗歌形式所蕴藏的韵律之美;其三,朗费罗的诗歌语言浅显易懂。
　　卜庆华先生在《郭沫若与外国文学关系考源》一文中谈到了《箭与歌》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他说:“朗费罗的《箭与歌》是郭沫若有生以来第一次读到的新诗,这对他以后从事新诗的写作很有关系。”如此推来,朗费罗的《箭与歌》正是促成郭沫若诗歌意识觉醒的催化剂。
　　二十世纪初叶,古老中国新旧嬗变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权,中国的文化建设处在一个特殊的变动时期,许多西方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思想学说被大量引入中国,并逐渐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十九世纪初曾经推动整个欧美文学发展的浪漫主义文学浪潮也在这个时期涌入中国。在这种时代的大气候下,朗费罗对郭沫若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箭与歌》促成郭沫若诗歌意识的觉醒,使他真正具体地感受到诗歌原来就是这样子:结构严谨,语言优美,技巧精湛,有美的意境,更有和谐的韵律。有现代评论家指出:如果朗费罗最大的过失是使诗歌成了似乎人人都可以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写的东西的话,他最大的美德则是使诗歌成了似乎值得去读,值得去写的东西。郭沫若对朗费罗的诗歌的那种婉约型的风格是持认同态度的。在朗费罗等的影响下,郭沫若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他所创作的诗歌也具有朗费罗的清新、冲淡、优美的风格。
　　
　　美国文化精神中对个体生命自由的强调这一特点正好与青年时代的郭沫若的思想境界相契合,引起他的内心共鸣,这些也直接导致郭沫若乐意接受朗费罗。朗费罗以丰富、博大、包罗万象的气魄反映了当时广大劳动群众乐观向上精神,以及美国人民富于民主自由精神,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观念。朗费罗重视人的精神创造,歌颂劳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