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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审美是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得以发生和进行的前提之一。老舍小说悲中蕴喜的幽默风格深受英国现实主义幽默大师狄更斯的影响。这种跨文化文学接受对老舍的小说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表明积极的文学接受是保证文学创作得以进行的动力和决定作家审美倾向的因素之一。曾经有人断言,“凡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没有哪一个没有受到外国进步文学影响的”[1]。对于中国新文学大师老舍来说,这种跨文化文学接受情况更为明显。老舍的小说创作中跨文化文学接受的途径之一是小说阅读。在英国的5年对老舍的创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不仅老舍的小说创作主要起步于英语小说阅读,而且其发展、成熟的每一步都与西方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舍小说创作的形成与发展,与英国现实主义幽默大师狄更斯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老舍不少创作自述都显示出来,他在创作初期,对秉性、家境、社会阶层都与自己较为接近的狄更斯情有独钟。而在狄更斯的小说艺术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被人们广为称颂的幽默风格。这是他长篇小说的最主要的特色,同时也是他创作成功的重要源泉。笔者曾撰文探讨过狄更斯对老舍审美倾向的影响,对喜剧的倾心。本文将探讨狄更斯对老舍悲中蕴喜的幽默风格的影响。如果说喜剧性是老舍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么它的悲剧性就需要慢慢体悟。社会的黑暗动荡,人民的贫困疾苦折磨着老舍,迫使他拿起手中的笔去描画普通人的悲惨生活,这是处于那个特定时代的每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具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正如一评论者所说:“喜剧时代乃是苦难最为深重的年代,所谓喜剧就是对最深重的苦难最无望的诉说。”[2]老舍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正是这样的喜剧年代,他要用幽默、讽刺的方式喊出郁积胸中的愤怒,寄托对穷苦人民的真挚同情。老舍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也总是喜欢同时提及时代、家庭和自己的生活阅历。老舍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满族护军之家,家境贫寒。因为贫穷,所以入世早,对事看得真切。家庭出身及生活阅历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取向。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政治黑暗、官场腐败,无疑成为感时忧国的老舍创作中交融着悲感因素的强劲酵母。老舍已深感他周围的旧势力的冷酷与朽腐,所以来到了英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有了更新的感受后,再回过头来看原来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环境里的人和事,就更加了然了。他熟悉北平的风土人情和中下层市民乃至三教九流的心理状态。老舍早就“认识到了自己擅长幽默的秉赋”,这一切使得他“将艺术视角的选择确定在自己最熟悉的北京”[3],把北京的下层市民如人力车夫、商人、孤儿、职员、平民等,作为自己的写作重点。老舍喜欢和善于描写低层市民的性格和命运。他把自己的注意力牢牢地盯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市民的生活上,从容不迫、有滋有味地描绘城市低层市民的悲欢离合。他描写的是城市市民在特定社会中那种悲苦无告的生活遭遇及命运、他们的优点及自鸣得意的优越、他们的愚昧及闭塞等,这和狄更斯广泛描写下层市民生活的影响不无关系。狄更斯运用丰富的生活积淀,以普通人的生活经历为中心构思情节,塑造描写典型人物典型环境,透过情节揭示社会问题,从而突出主题,引起读者的关注、同情乃至愤慨和憎恨。其小说取材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普通的日常生活,普通的商人、市民、手工艺者、律师、地主、仆人等。老舍和狄更斯在艰难困苦的都市生活中,接触的大多是都市中的阴暗面,看到的都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关于政治、法律、教育、婚姻、债务等方面的问题。老舍很快被狄更斯所吸引,反映现实黑暗,揭露社会问题,并加以批判、抨击,便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上世纪30年代,老舍结合自己的创作体验对幽默心态及其表现特色有了理论上的自觉,他在《谈幽默》、《人物的描写》、《滑稽小说》、《“幽默”的危险》和《写与读》等文论中阐述幽默及讽刺问题。老舍认为幽默是一种心态,“一种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一种并不只笑别人,也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从而笑自己的心态,基于此才能做到“和颜悦色、心宽气朗”[4],“一个幽默写家……指出世人的愚笨可怜,也指出那可爱的小古怪地点”[4],因为他心中怀着同情能够设身处地体味他人之心,胸怀这样的心态方能在可笑之中看出可悲可叹之处,“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4]。他还引英国作家沃波尔的话:“幽默者‘看’事,悲剧家‘觉’之”,“看”在找“缝子”、找“可笑之点”外更重要的是思考,而“觉”则是重感觉和心灵的感受,“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4]。老舍是个幽默者,故而能理智地观察、思考世界;可老舍又是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人,对弱小者、贫苦者、不快乐者极富同情心,他的同情“不是那种含糊不清的歉意,而是仿佛自己陷入其中的感同心受”[5]。即使老舍愤世嫉俗,对社会、文化的各种弊端恨之入骨,可他总能面对微笑,在笑声中完成他的讥讽和批判,加之他的很多批判对象都有自身的可怜可爱之处,更是遵从他的“不赶尽杀绝”原则,因此他的小说幽默长于讽刺且蕴含着真诚的同情和深刻的悲剧性。对于生长在北京,深爱着北京的老舍,关于北京的人与事、物与景的记忆,如同弗洛伊德所说的冰山,能意识到的只是浮在水面上的山尖,而储存于潜意识和无意识中的信息则如同冰山在水下的巨大的山体。当意识水平以下的弥散认知摆脱各种约束时,从跨文化文学接受中取得的新的信息就极容易与以往的信息储存接通,于是新的想法、新的构思就会奇迹般地冒出来。《离婚》、《牛天赐传》就是这些冒出来的想法的产物。只是老舍小说创作思路纵横驰骋的范围已远远超出国界,而将中西文化一起收入其中。《离婚》、《牛天赐传》是幽默中含着同情或可笑处见出严肃与可悲的典范之作,充分体现老舍的幽默心态,展示了老舍的幽默才情。在那些要求“离婚”而终究不能的职员身上、在与太太回到乡下的老李的背影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无能也无用的敷衍哲学。老舍的幽默不是为了逗笑而调动智慧、运用精彩的词句,而是以社会、人生现实为其深厚的创作基础与背景。《骆驼祥子》里枪杀阮明一段,大家过节似的,似乎即将发生的不是一幕革命者(尽管不那么合格)被杀的悲剧,而是一出好看的大戏,而这轻松、热闹的“节日”气氛不正凸现出我们这个爱看热闹民族的悲哀吗?老舍采取的不是描述围观者的种种神情,而是以旁观者的口吻叙述揣摩他们的心理,大肆渲染喧闹的环境。也就从《骆驼祥子》开始,包括《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已不属于喜剧范畴,文本以悲剧为主,穿插着喜剧,悲中寓喜。尤其是《四世同堂》在厚重的民族悲剧中凸现许多普通却也伟大的悲剧人物的同时,只对大赤包夫妇、蓝冬阳等个别民族败类进行了辛辣讽刺,嘲讽和批判着力之大在老舍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但老舍所特有的幽默的讲述口吻和庄谐并举的叙述方式已不露痕迹地融入作品的肌理之中。可以看出老舍此时已深得狄更斯幽默之精髓。这长足的进步,既来自老舍个人秉赋与相关外来影响的巨大亲和力,也说明积极的文学接受是不断补入以保证艺术活动深入展开的动力的一个途径。老舍小说的悲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老舍就是一位“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看出了他的血和肉来”的大家。他所创造的市民形象,都是沿着个人命运———社会命运———民族命运这样一条脉络向前发展的,他试图通过个人的遭遇渗透出整个社会、民族的命运,因而他的作品富于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悲剧色彩。老舍有意识地设置忽起忽落的情节,在叙述结构上形成喜与悲的起伏错落、相互交融,在两种情绪的张力中凸显生存的艰难和命运的不可捉摸的悲剧题旨。《骆驼祥子》就是在祥子或喜或悲,先喜后悲的情感波动中走向小说的悲剧高潮。围绕着祥子和车的“三起三落”的故事情节已不必多说,我们看到祥子的每一次欢欣预示着下一个不幸的开端,每一次灾难之后又能见着希望的曙光,经历了几番悲与喜的交替而终不能摆脱厄运,再坚强的神经恐怕也经不起如此反复的折磨,何况祥子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深入想法和毅力而置身于泥淖般污浊、引人深陷的社会中的车夫?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老舍既批判了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风俗,又揭露了新旧交替时代包含着的崇洋媚外的悲剧因素。老舍关注的是隐藏在国民劣根性后面深广的文化背景,《四世同堂》里祁天佑被日本人诬为“奸商”游街示众引来同胞围观时,他十分痛心地说:“北平人是喜欢看热闹的。……他们只要看见了热闹,便忘了耻辱,是非,更提不到愤怒了。”是的,本该激起众怒的民族耻辱转而变成爱好和平的北京人一时取乐、消遣的对象,可笑?可悲!揭露缺点、缺陷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