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ing directs the Mode, 　　 And Government was born in Publick Good: 　　 Safety with Right and Property combines, 　　 And thus Necessity with Nature joins. (qtd. in Novak, “Crusoe the King” 343) 　　此外,在评论马达加斯加的民主政体时,笛福暗示民主政体是最好的、最顺乎自然的(为了保留原意,引用原文): 　　 ...in the State of Nature, and the Beginning of Mens joining in Societies, this was the From of Government; and with due Reverence to the Learned, I think, we need not turn over many Volumes to find the Original of British Parliaments; for they are earlier than all their Histories. Or even Letters themselves; and as to their Power, it is founded on the strongest Basis, REASON and NATURE. (qtd. in Novak, “Crusoe the King” 346) 　　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莫尔的《乌托邦》,都强调理性和顺应自然的生活。所谓理性旨在摒弃不必要的激情的干扰,而顺应自然的生活是指一种简单然而不乏智慧的生活。鲁滨逊的求生和后来建立起一个乌托邦社会的过程正是不断运用自身理性与顺应自然原则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它和以前的经典乌托邦是一致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鲁滨逊的乌托邦社会似乎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工程。因为,在获得臣民的认可和对岛屿的拥有权后,鲁滨逊却匆匆返回了英国。他似乎不再留恋这块伊甸园似的国土,也不很在意之后臣民的命运。一个没有统治者和统治机构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上的无政府社会。这样的乌托邦将走向何处?笛福和鲁滨逊似乎并没有考虑这一点。或许在他们看来,只要人们过着自主但快乐的生活,这个社会就是理想的、成功的。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中那已经存在的静态的乌托邦社会相比,鲁滨逊的乌托邦重点在于它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如果说最初难耐的孤独使鲁滨逊思念故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在他建立了自己的乌托邦社会,他对社会生活的渴望得以满足后却匆匆归国是难以解释的。　　最佳的解释或许是,笛福和他笔下的鲁滨逊并不是明确、坚定的乌托邦信徒。对乌托邦的向往仅仅是存在于笛福的潜意识里。尽管如此,在这部文学作品中,鲁滨逊建立了自己的乌托邦社会这一事实确是无法抹杀的。虽然这个乌托邦社会和读者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那里得到的想象有不小的出入,但是又有谁能规定一个乌托邦社会该怎样建立、又怎样维持呢?连柏拉图和莫尔也不能。即便如此,《鲁滨逊漂流记》还是大大影响了后世的乌托邦思想及乌托邦文学。　《鲁滨逊漂流记》与后世乌托邦思想及乌托邦文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乌托邦的实践性上。关于乌托邦的实践性,要从古希腊说起。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就曾建立过一个乌托邦社团。这个社团实行公有制,其成员以兄弟姐妹相称。其后的柏拉图曾四处游说他的乌托邦思想。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写到,在柏拉图那个时代,“柏拉图主义者要在西班牙或者高卢的沿海一带建立起一个理想国来,那是完全可能的”(Russell 160)。不幸的是,机缘把柏拉图带到了叙拉古(Syracuse)这个正在打仗的国家,所以他没能实践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之后,这种建立乌托邦社会的愿望慢慢沉淀为一种潜意识,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形式得以体现。　　《鲁滨逊漂流记》便是这种潜意识的文学性体现。笛福让他的主人公在荒岛上尝试着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在笛福之后,受《鲁滨逊漂流记》中乌托邦思想影响最大的是18世纪哲学家卢梭。卢梭的乌托邦思想最为核心的部分,即他的自然状态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鲁滨逊漂流记》的启发。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最早出现于他1754年创作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On the Inequality of Mankind)。1762年出版的《爱弥儿》(Emile)一书则是卢梭对自然状态的乌托邦神化。在《爱弥儿》中可以发现卢梭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推崇: 　　“我对书是很憎恨的 …… 但是既然是我们非读书不可,那么,有一本书在我看来对自然教育是论述得很精彩的。我的爱弥儿最早读的就是这本书;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他的图书馆里就只有这样一本书,而且它在其中始终占据一个突出的地位。它就是我们学习的课本,我们关于自然科学的一切谈话,都不过是对它的一个注释罢了。它可以用来测验我们的判断力是不是有了进步;只要我们的趣味没有遭到破坏,则我们始终是喜欢读它的。这本好书是什么呢?是亚里士多德的名著?还是普林尼的?还是毕丰的?不,是《鲁滨逊漂流记》。”(卢梭,《爱弥儿》上:244)① 　　爱弥儿这个角色是以鲁滨逊为原型的,《爱弥儿》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改写(Green2,33)。卢梭让他的爱弥儿像鲁滨逊那样通过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而非通过书本获得知识和能力,其目的是使生于文明社会、长于大自然中的爱弥儿获得最理想的教育。这便是《爱弥儿》一书全称“爱弥儿——论教育”的由来。有评论家把《爱弥儿》视作一部“启蒙时代的重要课本”(Green 33)、“论自然哲学的专著”(Green 40)。《爱弥儿》也被称为第一个鲁滨逊式的故事(Green 33)。由于它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它之后欧洲各国都相继涌现出许多类似的鲁滨逊式的故事。如果说《爱弥儿》依然是书本中的乌托邦,那么受这部著作影响很深的两个人,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则现实操作了《爱弥儿》体现的乌托邦思想。列夫·托尔斯泰把这部作品列为影响自己一生的五部作品之一。他晚年放弃文学创作,编起了儿童《识字课本》,据说跟《爱弥儿》的思想影响有很大关系。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便直接取之于卢梭的《爱弥儿》,并且在瑞士乡村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教育改革和尝试。　　很多模仿《鲁滨逊漂流记》的文学作品被称为robinsonade。比较著名的有1858年出版的《珊瑚岛》(The Coral Island, by R.M. Ballantyne)、1883年出版的《金银岛》(Treasure Island, by R. L. Stevenson)和1954年出版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 by William Golding)等。这些作品多数停留在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背景及叙事框架的模仿上,论思想深度则难以望其项背。只有极少数,比如《蝇王》,可以称得上一流作品。　　《蝇王》是一部杰出的robinsonade,也是20世纪众多反乌托邦作品的经典之作。它呼应着两百多年前的《鲁滨逊漂流记》,又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再现乌托邦社会的建立与倾覆。但与笛福潜意识里流露的乌托邦思想相比较,《蝇王》的作者戈尔丁有着更为显著和外露的反乌托邦思想。作为西方乌托邦思想的消极一面,反乌托邦思想自古有之 (Frank E.Manuel and Fritzie P. Manuel 6),但在20世纪达到了顶峰。依托荒岛求生的原型叙事框架,《蝇王》体现出的民主与独裁相对立并最终为独裁所战胜的政治意味远比《鲁滨逊漂流记》中民主与无政府状态共存的暗示更直白。透过这种直白不难看出戈尔丁对人性、对时代发展的焦虑思考。而这种焦虑为他同时代的很多作家所共有。　　相比之下,《蝇王》中最终孩子们的得救所暗示的乌托邦意味为很多人忽略。它似乎无法抵消之前作者描述的各种由于人性泯灭造成的惨烈冲突与后果。尽管如此,戈尔丁最后一笔带出的乌托邦意味不容忽视。在每一个反乌托邦作品的某一处都有其作者留下的乌托邦伏笔。这伏笔恰是西方两千多年来乌托邦思想积极一面的延续。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这两面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会有此无彼或有彼无此。这种辨证的关系是理解乌托邦思想与乌托邦文学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