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那份割舍不断的情感及最终求得灵魂上的一丝安宁。由此,作者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思想及道德观进一步得到强化:只有“爱才能超越、胜过一切罪恶。海边的独居与思考,赋予海斯特洞察人性的能力、体恤众生的胸怀。牧师临终舍弃
“极度的自我”,坦承自己的罪恶,并籍自身的自由解除了女儿心中的符咒。给珠儿的遗产也表明齐林沃斯对灵魂自由的渴求。对统治阶层的清教团体,作者也为他们预示了救赎的可能:借着海斯特的受苦、舍己的善行反思自己的污秽、狭隘,培育内心的善良、宽容;借着牧师以生命为代价的公开认罪让所有人看到罪的普遍,促使他们谦卑自省[ 1 ] 。这一切都表明了作者对爱之超越的厚重期待及对
宗教的感化力量所寄予的厚望。
三、霍桑对救赎之道的追求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是非观、厚重的道德责任感的作家,霍桑的过人之处便是以表面温和而实质犀利的笔锋暴露黑暗、讽刺邪恶、揭示真理[ 2 ] (p199) 。生活在美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新旧价值观念体系迅速更新
的时代,目睹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金钱万能、道德堕落等丑恶社会现象,深受清教思想感染的霍桑意识到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法律的完善等途径都无法根除这些罪恶。直面现实,反思历史,喜欢苦思冥索的他无法接受爱默生那“人性至上的盲目乐观主义。相反,当人性获得充分弘扬时,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人性中的恶,也更体会到必须以神性抑制、约束人性中的本恶之罪。在张扬神性的同时,他
又意识到真正的神性会在人为的操作过程中失真、走偏,而且宗教会使人骄傲、偏激、狭隘,一如新大陆的开拓者们。早期清教徒们对美国的发展实在功不可没,清教主义思想仍然是美国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但宗教使他们滋生属灵的骄傲,如同大师的先祖们, 自以为义,站在护道者的立场上,残酷打击迫害持异己思想与信仰的同胞,从而走向另一种更可怕的邪恶。任何的极端都是霍桑不能接受的。所以,他才总是显得那么迟疑、犹豫,他在小心谨慎地寻找一片中间地带:做到既说真话,针砭时政,又不开罪于统治者[ 6 ] (p102) 。这就是为什么“在激进改良的时代,他认为社会的变化是渐进的;在浮躁的个人主义时代,他认为对个人幸福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个人与同胞的隔离;在美国逐渐走向富国强民的时候,人们都欢欣鼓舞,他却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了。正因为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霍桑的思想被认为是矛盾多疑、游动、不确定的,而实际上则体现出他是一位避免偏激、温和中庸却又坚定不移、毫不妥协的道德家。对罪恶、人心中隐秘意识的注“与其说是承自清教徒,不如说是来自霍桑自己一生的拼搏”。作者终生追求的真道就是一条十字架之路—— 架在神性人性之间的一座桥梁。《红字》真实地再现了人性的软弱,预示了救赎的可能性及必须付出的代价。霍桑从挖掘罪恶的根源—— 人的内心世界、灵魂深处来探求人类的救。强调正视罪恶、赎之道的内在体验。梦与醒,生与死,时间与空间,现实与理想,它们之间的界限都被打破。从现实到梦幻再到现实的心灵之旅仿佛凤凰涅 。对理想的体验、对现实的洞察,似乎都建立在心灵的重生之上,是站在更高处对此岸世界的俯视与体察。这种对理想的探寻、对至善至美世界的追求、对人类灵魂的叩问,使得死亡超越了普通意义的对生的残忍剥夺,而成为审美意义的精神洗礼,成为通往彼岸世界的必经之路,成为寻求更高精神理想必不可少的历险。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永生,也是重生。整首诗从总体上来说,交织着两组主要的意向:白天世界与黑夜世界。对充满生机的和谐彼岸世界的渴望,背后是对现实此岸世界的深深不安与痛苦。从以上对《夜莺颂》文本的具体分析可知,痛苦与狂喜两种极端感情的交织体现了诗人对死亡深深的迷醉,及同样强烈的对永生与重生的渴望。死亡不是终结,而是通向永恒诗意王国的必经之路,这就是济慈笔下非同寻常的死亡观。真诚忏悔、净化心灵以获得人类社会的净化,这恰是霍桑正统基督教思想的体现和智慧所在,也是大师为社会改良所开的一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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