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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布拉德雷(F.H.Bradley 1846—1924),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的最杰出代表，以研究和宣扬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悲剧学说而闻名于世。他基本上肯定黑格尔的悲剧学说，但就黑格尔的某些论点又作了些补充和“修正”。布拉德雷指出，所谓悲剧描写“精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其实是在强调冲突双方都有一种精神价值，“悲剧性的冲突不仅仅是善与恶的冲突，而且最主要的也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对莎士比亚悲剧作品的分析和探讨构成布拉德雷悲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布拉德雷的悲剧学说不仅在新黑格尔主义中最有代表性，就是在整个现代西方悲剧学说的发展中，也是举足轻重的。布拉德雷悲剧学说和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一样，主要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悲剧学说的修正和对莎士比亚悲剧实例的分析和研究得以形成和确立的。布拉德雷认为，对悲剧本质的认识可以使用于包括伦理意义上的悲剧在内的其他一切悲剧。除了描绘象家庭与国家之间这样两种伦理力量冲突的悲剧外，其他方面的矛盾冲突也能产生悲剧效果。他说：即使是伦理方面的冲突其实也只是一种冲突而已，问题是“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能在我们心中产生悲剧效果是因为我们重视国家和家庭”，他们都具有充分的价值。所以一切具有充分价值的东西的冲突，都应该在我们心中产生悲剧效果。对莎士比亚悲剧作品的分析和探讨构成了布拉德雷悲剧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篇是布拉德雷关于莎士比亚悲剧的实质的讨论，即悲剧中人物特征，悲剧冲突和“命运”观念。一、悲剧中的人物特征首先，主人公的身份是君王或身居高位者。布拉德雷关于悲剧实质的论述首先是从人物入手的，因为任何一部悲剧都离不开“人物”，都是以男主人公或女主人公，或男女主人公一起作为事件的中心人物。鉴于这种特征，布拉德雷说：“悲剧故事主要是和一个人物有关”。所谓的悲剧，其实“主要是一个导致死亡的痛苦和灾难的故事”。而且就这种痛苦和灾难的性质来说必须是异乎寻常的，即它不能降临在一般人的身上，而必须落到那些不平凡的出类拔萃之辈身上。这种痛苦和灾难本身就具有某种“骇人”的性质，因为它的突如其来的势头异常凶猛，出人意料，与厄运遭受者原先那种“荣耀”和“尊贵”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悲剧给人以惊天动地之感也主要是由此而生。而这种效果在一个一贯贫弱无助，多虑多病，目光短浅，心灵鄙琐之人的死亡中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来的。布拉德雷把这种异乎寻常的痛苦和灾难视为“悲剧的主要成分”和“悲剧情感的主要来源”。其次，主人公的行为和性格是悲剧的中心。布拉德雷认为：悲剧的结局源于悲剧主人公的行为。悲剧主人公之所以死亡或毁灭，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行为上的过失，而行为上的过失是由性格所决定的。布拉德雷说：“一出莎士比亚悲剧的‘故事’或‘事件’当然不仅仅是由人的行动或行为组成的。然而行为却是主要的因素。这些行为大部分是名副其实的行动，是一些富有特征的行为。因此，悲剧的中心可以说是在于由性格产生的行动，同样也可以说是在于由行动产生的性格。”再次，辅助性的外部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布拉德雷认为，除了行为性格的主要根源外，同时还应该承认有下述三种因素对主人公的悲剧性行动发生影响：反常的精神状态、鬼魂、突如其来的外部事件。这些反常的精神状态如疯狂、梦游、幻觉中所产生的行动并不体现悲剧性格，他只是作为一种强化感染力的辅助手段出现的。“李尔的疯狂不是悲剧冲突的原因，正如俄菲莉娅的一样。李尔的疯狂，和俄菲莉娅一样，是悲剧冲突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效果主要是感动人的。如果李尔在划分王国的时候就真正发了疯的话，那么他们也就不再成为悲剧的人物了。”在莎士比亚悲剧中超自然力量的运用主要是为了更充分，深刻地展示悲剧人物的性格。如“鬼魂”的介入，的确为主要悲剧情节的展开提供了便利，在有些场合甚至还构成了悲剧行动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它“不带有强制的性质”，它在主人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中只不过是一个因素而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麦克佩斯关于犯罪的朦胧的思想或恐怖的回忆和哈姆雷特的猜疑等情节中看到。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有别于常的“意外事件”的发生，它是人类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一种“事实”。因此，如果悲剧将这种生活“事实”一概排除出去，就会削弱其真实性。过多或不当安排一定会削弱并且也许会破坏性格，行为和灾祸的因果关系。苔丝德蒙娜在最紧要关头丢了手绢，海盗奇袭了哈姆雷特的船只，因而他能够立刻返回丹麦，这些都是意外事件。二、悲剧冲突布拉德雷指出，所谓悲剧描写“精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耗损”，其实是在强调冲突双方都有一种精神价值，“悲剧性的冲突不仅仅是善与恶的冲突，而且最主要的也是善与善之间的冲突。这里的‘善’指的是精神价值的任何东西，而‘恶’同样也有广泛的意义。”而布拉德雷悲剧学说的主要构成就是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分析。布拉德雷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体系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即他的悲剧作品可以作前期、后期划分。前期的作品主要表现一种外部冲突，即体现在斗争双方的主人公各自代表不同的党派，不同的团体和不同的价值观念或思想情感等，冲突的结果是主人公的毁灭。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理查二世》等。罗密欧与朱莉叶的爱情是不同的人物所代表的他们的家族仇恨间的冲突。两个年轻人冲破了这些封建的传统观念和伦理，追求爱情自由，最终酿成悲剧。家族间的仇恨，因关涉贵族视为生命的荣誉和面子，必以流血冲突了断，不易和平化解。这种世仇恰恰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一个典型特征。莎士比亚的后期悲剧集中表现主人公的内心冲突，这种悲剧的产生和形成标志着莎士比亚悲剧的真正成熟。其中《哈姆雷特》、《李尔王》、《奥塞罗》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屈拉》这样一类悲剧，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人物是可以按对立集团加以安排”，他们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外部冲突的问题，但是，这种外部冲突不是这种悲剧的主流方面。在《哈姆雷特》悲剧中，哈姆雷特虽然是与国王势不两立的死对头，但是，“那个至少像他们两人之间的冲突一样独占着我们的兴趣并且停留在我们记忆中的东西，却是他们中间的个人的内心冲突。”换而言之，这部悲剧真正给人强烈印象或真正打动人心的并不在于哈姆雷特与国王的矛盾冲突，而是在于这位丹麦王子自身的“精神分裂”。他“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为父报仇，但是他却贻误战机，造成行动上的“延宕”。一面是杀父之仇的切齿之痛，父亲亡灵的声声追讨，另一面是对生命价值严肃思考，与生俱来的忧郁秉性。哈姆雷特在这二者之间苦苦的徘徊,一个复仇计划就这样演绎成了一次痛苦的思想突围。因此说哈姆雷特性格以及性格的变化，反映出人文主义思想和理想的历史进步性以及它自身的弱点。哈姆雷特的悲剧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人文主义者和整个时代的必然悲剧。三、“命运”观念布拉德雷认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许多事实都表明有一个主宰着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独立无倚地存在着，即“命运”。布拉德雷将其解释为一种“道德的秩序”，他说，“这种力量并不表明自己对于善恶是漠不关心的，而是表明自己对善的接近，对恶的疏远。”因为，“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那引起痛苦和死亡的激变的主要根源决不是善”，“相反地，主要的根源在任何场合下都是恶。”布拉德雷把“命运”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整个体系或秩序的神话式表现，在这种体系或秩序中单独的人物仅仅构成一个毫不足道和微弱的部分；这种体系和秩序看来远远比他们自己更能决定他们天生的气质，他们的境遇，以及通过气质和境遇，决定他们的行动，这种体系或秩序是这样地包罗万象和错综复杂。他们简直差不多无法理解或控制它的活动，它具有十分明确或固定的性质，不论它里面发生什么变化，必然要产生另外一些变化，并不顾及人们的愿望和懊悔。”另一种则是“一种十足的必然性，它既全然不顾人类的幸福，也全然不管善恶之间，是非之间的区别”。布拉德雷认为：“把人表现为纯然是机缘或者纯然是对人无所谓或与人为敌的命运手中的玩物，这种悲剧绝不是真正深刻的悲剧”。布拉德雷对莎士比亚悲剧实质的分析和研究，基本上是立足于黑格尔的思想原则。他对于莎士比亚悲剧实质的研究所得出的有关主人公及其行为冲突等的结论，和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悲剧学说的主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和演进。但在对悲剧动力和悲剧本质的论述上，由于其基本的哲学立场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把主宰悲剧事实的力量解释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一种道德体系或道德秩序。在对莎士比亚悲剧人物（尤其是悲剧主人公）的分析方面，他也过分苟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帝王将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