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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矛盾和内心愿望，认为她们受制于并企图颠覆已有的父权社会规范。若干年后，同样是通过细读，方位津却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发现简·爱“被自卑死死缠住”。［20］文章还把以往对女主人公的所有不利指控，诸如“就范于一纸婚书”、 “凭遗产获得幸福”、“靠上帝证实自我”、“仍是‘家庭天使’”，汇聚起来，融入自己的分析理解，全盘质疑简的叛逆性格，认为她一切貌似勇敢、高洁的行为都不过是她的自私心理和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使然，指出长期环绕在她头上的 “传统女性叛逆者”这一光环下“几道抹不掉的阴影”。对简·爱的批评，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当代中国妇女力争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义无反顾追求真爱的时代精神。像这样对同一文本的同一问题得到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正体现了文本的不确定性、可再创造性和读者这一方的不同“偏见”。以上是以时间顺序介绍有关的女性主义阐释。如果变换观察角度，则不难有新的发现。首先，《疯女人》中的女性主义批评，对当时的中国文平界来说，即使不算奇谈怪论，至少也是闻所未闻，想所未想。惊诧之余，大家反应各异。上述纷纭而起的有关批评，则是各种不同反应和接受的体现。对于新理论，先需要理解接受，然后是译介，这里有杨静远（尽管非常简略）、黄梅和韩敏中。黄梅着重介绍主要观点，韩敏中侧重批评方法。介绍分析时自然生发出对比，以及由此产生的取长补短之心。二者都显示对这种批评方法的欣赏和赞同以及自觉不自觉的比较和评价。再进一步，则是对新理论的观点和方法的创造性运用，韩敏中“坐在窗台上的简·爱”即是。朱虹对《疯女人》的观点虽鲜有提及，但她的行文表明，她无疑是最具女性主义精神实质的，并能以自己的视角和理解得出新的观点。也有对这种理论持保留意见的：如方平认为《疯女人》的“寓意读法”“过于主观”；［21］范文彬认为：“‘简——伯’ 这个新创造出来的妇女形象虽然更具当代意义，但总难免让人觉得其中夹杂了两位美国女权运动者的一厢情愿。”［22］这就回应了上文提到的，对女性主义批评，男女批评者的不同态度：女性批评者的反应普遍积极、肯定，而男性批评者则反是。这不仅反映出不同的性别文化心理，还反映出女性主义批评思想的对两性这一基本社会关系不可低估的冲击力。其次，尽管前一时期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在这一时期几乎销声匿迹，但现实主义批评标准仍根深蒂固。女性主义强调心理的和寓意的解读，与现实主义批评方法大异其趣，得到的结论自然完全不同，争鸣也因此在所难免。这一点在下一点中清晰地呈现出来。二、挑战现实主义——批评标准的交锋有关情节合理性的争论由来已久。此前数年，对小说结尾部分的情节设置，有朱虹的“蛇足”、“俗套”论，疯女人不可信等观点，这是以现实主义的以及阶级的标准得到的结论；争鸣者则论证这一情节设置体现了女主人公的人性美反驳其阶级性。本时期争鸣则从更多不同的视角，对批评界的现实主义偏好发起攻击。韩敏中分析、探究《疯女人》的作者阐发《简·爱》时的出发点和方法，并借此对中国文评界偏好现实主义的状况提出委婉的批评。黄梅把小说视同为女性主义小说，深入人物心理，从变革的角度看到了合理性，她在提及小说后半部“一连串意外的事变”时写道：“按照写实主义的叙事原则，这些偶合都是违背‘可能性’ （probability）的事件。不过，如此随心所欲的奇想也未必都应鄙弃。考究起来，世人所公认的所谓‘可能性’，其实是受社会常规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有悖于‘可能性’ 的文学想象常常表达了某种变革的意愿”，而这些意外导致的变化“保障了简在日后的婚姻生活中不但可以和罗切斯特平起平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当家作主’。说这些符合简·爱的内心愿望，实在毫不为过”。［23］易晓明则从自叙体这种小说形式的心态着眼，用马斯洛心理需求理论和勒温心理冲突理论，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论述小说的心态构成，又以自叙体小说的特点，论证小说最后几章情节安排“无疑更适合表现单个人物的心路历程与人生故事，更宜于自叙体小说这种体裁”，对情节严谨性的忽视，“本身便凝聚着艺术家的情感”，正“显示出激情洋溢的夏洛蒂‘得意而忘形’”［24］范文彬分析了方平和朱虹对疯女人情节的看法，部分赞同他们的一些观点，但在该情节合理性问题上，从精神病学角度分析论证了伯莎形象的完整、统一。［25］周澍认为这些情节的设置，是为消除两主人公的爱情障碍，因此具有结构的合理性。反对的声音也很强大。梁红英以文艺美学观点论证出走 “使简·爱充满诗情的性格产生了无可换回的缺陷，甚至破坏了简·爱整体的艺术美”。［26］方平和朱虹观点接近，把该小说主要定位于“严肃的、现实生活气息很浓厚的”现实主义作品，［27］疯女人因此不可避免“带有荒诞色彩、本该属于哥特小说”，“关于疯女人的种种细节描述，经不起推敲；简·爱的流亡插曲，太离奇曲折，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过于浓重，没法跟整个作品的写实风格揉合在一起，这就是朱虹所指出的，主流文学和流行小说的不协调”。他还通过考察小说叙事角度的变化及得失指出，“疯女人可以说处在一部严肃的文艺小说和一部格调不太高明的通俗文学的交叉点上”。［28］出走后的情节“背离了生活的逻辑和真情实感”，强调它们“凑合的痕迹”和疯女人的“不可信、不合理”，作品中“太多的偶然和巧合”和“过于松散”的结构。他还用原型批评，把《简·爱》解读为“珀尔修斯解救安德洛美达”式的现代神话。之后，援引女作家本人的两首情诗，对比她在生活中对自己的爱情和小说中对简·爱的爱情截然相反的态度，说明作者违背生活的逻辑，对人物进行太多的干预。在论证并赞扬女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的同时，再次指出作品结构上的缺陷。这种坚定一贯的看法，或许和批评者本人对莎士比亚戏剧等一流经典作品的研究有很大关系。三、结语本时期对这部小说的学术性阐释因女性主义文评的迅速崛起而空前活跃、热闹非凡。在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下，疯女人取代男女主人公占尽风头，阐释由传统的社会历史等外部研究转向文本细读和弗洛伊德心理研究和解构主义。情节合理性的探讨则展示了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西方现代批评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方法的激烈交锋。其他还有渊源研究、神话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的运用（本文从略）。和前一时期相比，不仅主导的批评方法在精神实质上有了根本的变化，而且批评方法更多样，学术思维更为活跃，论证也更深入、严谨。本期热点较集中，论争系统连贯、生动热烈。参与者主要为北京、上海的外文学研究人员，《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则是最主要的两个论坛。这也正是该时期与下一时期的重大区别。参考文献： [1]李小江.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J].外国文学研究,1986,(2):60. [2][9][11][12]沈建青,陶勇.《简·爱》《呼啸山庄》学术讨论会综述[J].外国文学研究,1988,(1):28. [3]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4]陈岸瑛,周濂.清醒的立场——戴锦华女士访谈录 [J/OL].BBS水木清华站,2001-04-09. [5]林树明.评当代我国的女权主义批评[J].文学评论,1990,(4):37. [6][7]朱虹.《简·爱》与妇女意识[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5):23. [8][15]陶勇,沈建青.勃朗特姐妹研究的新发展[J].外国文学研究,1988,(3):50. [10]韩敏中.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J].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88,(5):51. [13]朱虹.禁闭在“角色”里的“疯女人”[J].外国文学评论,1988,(1):88-92. [14]杨静远.勃朗特姐妹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23. [16]《简爱》中的“疯女人”[J/OL].TOM.COMLIMITED, 2002-03-03. [17][21][27]方平.为什么顶楼上藏着一个疯女人？——谈《简·爱》的女性意识[J].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1989,(10):94,90,93. [18]范文彬.论《简·爱》的经久魅力[J].上海师大学报,1991,(1):46. [19]韩敏中.坐在窗台上的简·爱[J].外国文学评论,1991,(1):95. [20]方位津.光环下的阴影——简·爱叛逆性格质疑[J].国外文学,1993,(1):38-40. [22][25]范文彬.也谈《简·爱》中疯女人的艺术形象[J].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