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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视现实”，而是以生命的代价消解了“罪”。在这相互转化中起决定作用的，仍是个人对待“罪”的态度。小说在人物刻画方面的重重对应和转化，反映在表现形态上，则构成了鲜明的对称与映照。 2.海斯特·白兰与丁梅斯代尔海斯特·白兰——佩带红字的人，真正的清白者。这位年轻女人的婚姻原本不幸，加之几年来丈夫音讯皆无，传说已葬身海底，有了这些前提，这个孤苦无助的少妇与才貌相当的丁梅斯代尔的爱情便显得合情合理。“奸情”败露后，海斯特·白兰被迫终身佩带红字，为了情人的名声，她独自承担了全部罪责与耻辱。出于对丁梅斯代尔的眷恋之情，她不但在他生前不肯远离他所在的教区，在他死之后，仍然放弃了在英格兰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的优越生活，重返埋有丁梅斯代尔尸骨的故地，重新带上红字直到死后能够葬在他身边，以便永远偎依、守护着他。海斯特·白兰，这个勇敢的女性，十分珍视那象征罪恶与惩罚的红字。她胸前的红色“A”字，被“刺绣得非常花巧，闪耀在她胸上”，仿佛是对“神圣”的清教教规以及法律惩罚的嘲讽与挑战。对众人而言，红字象征着罪恶与耻辱；对于海斯特·白兰，红字则是她的爱，是她以青春与生命为代价所追求的爱的象征。红字就像她的珠儿，是她的血中血，肉中肉，无法割舍，无法丢弃。在霍桑笔下，海斯特·白兰远不只是一个争取个性解放的女人，她汲取了“比红字烙印所代表的罪恶还要致命”的精神，把矛头指向了“与古代准则密切相关的古代偏见的完整体系——这是那些王室贵胄真正的藏身之地”，她是一位向愚昧传统宣战的斗士。海斯特·白兰以胸前灿烂的红字，高傲地显示了她对法庭、教规、集体道德等清教徒信念强加于她身上所有罪名的蔑视和拒绝。她不相信有什么法律能比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更为崇高。霍桑重点刻画了海斯特·白兰。作为被审判的“犯人”，海斯特·白兰随时随处与“罪恶”共处，却十分坦然。她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去悔罪；她是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汲取力量，对摈弃她的所谓“文明”社会，用冷静的眼光去审视，并不俯就它的规范。她冷静地接受法律制裁的具体方式，却不服罪，也不接受审判她的那些人所树立的社会道德规范。她不以“罪”为罪，反把那耻辱的红字刺绣得光彩夺目，使之在自己胸前成为美的徽章，她还以最美的服饰打扮女儿珠儿这一“罪恶”的结晶；不仅出面捍卫自己教养她的天赋权利，而且十分尊重孩子的天性，努力培养她自然成人。如果说海斯特·白兰有反抗，那么首先就表现在这里。她以超人的毅力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她的精神境界尽管没有被她的那些清教徒乡亲所理解（也不可能理解），但由于她的含辛茹苦、助人为乐等种种德行的彰显，最终使她胸前的红字不再是“通奸”（Adultery）的耻辱徽记，而成为“能干”(Able)、甚至“值得尊敬”（Admirable）的美德标志。丁梅斯代尔——内心刻有红字的人，一生的赎罪者。案发后，身为教长和男子汉的丁梅斯代尔不敢站出来，倒是历来被认为是弱者的女人敢作敢当，承担了全部罪责以及抚养孩子和保护丁梅斯代尔的重任。与海斯特·白兰相比，丁梅斯代尔显得过于怯懦而柔弱，这是他受宗教束缚弥重的必然结果。他并非不想公开忏悔自己的“罪孽”，但这种愿望过多地同“赎罪”、“内省”等宗教意识纠缠在一起，因此在行动上处处受其牵绊。他既要忍受内心的谴责，又要防范外界的窥测；他明明有着自己的所爱，却偏偏要把这种感情视同邪魔。他的心整整疼痛了七年，在煎熬的痛苦中苦苦挣扎了七年，最终以袒裸胸膛上的“罪恶烙印”，完成了道德的净化与灵魂的飞升。在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白兰之间，原本是教长和教民的关系，但引导者变成了引诱者，他们在世俗的法律和宗教法则面前犯了罪。对此，霍桑深表同情，小说第十八章“一片阳光”中的一段描写点明了这层意思。霍桑写道：林中本来是阴郁森然的，可当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会合相拥时，“天空似乎一下子绽出微笑，立时阳光四射，将灿烂的光芒洒向朦胧的树林，使每一片绿叶都兴高采烈，把所有枯黄的落叶染成金黄，连肃穆的树木的灰色树干也闪出亮光”。〔４〕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照耀在他俩的身上，似在祝福这一对深深相爱的恋人——他们的行为其实是合乎自然法则的。但丁梅斯代尔始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爱的正当，更谈不到与旧的精神体系彻底决裂，与海斯特·白兰相比，似乎更加映衬出后者的义无反顾与决绝痛快。如果说丁梅斯代尔是从隐匿奸情开始，通过忏悔，在死亡中得到解脱；那么，海斯特·白兰则从承认“犯罪”开始，通过苦熬苦练，最终超越了“罪”。小说中这种对照映衬的模式比比皆是。再如珠儿与齐灵渥斯的相互映照：珠儿是被赋予了生命红字的人，自然的“小天使”。珠儿是书中闪现的亮点，因为这是个阴暗的故事。霍桑热情洋溢地赞叹：珠儿“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字，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这个私生的小精灵和她母亲胸前的红字交相辉映，既是“罪恶”的结晶，同样也是爱情的结晶。海斯特·白兰不仅把红字用金色丝线装饰得十分华美，也将小珠儿打扮得鲜丽异常。珠儿的灿烂美丽与齐灵涅斯的灰暗丑陋形成强烈对比，一方面体现了霍桑的浪漫主义观点——老医生的博学多识使他成为深受文明污染的社会人，而小女孩儿肆无忌惮的天性狂野则仍保持着“自然人”的纯真；另一方面又表明了霍桑的宗教意识——齐灵渥斯既然是魔鬼撒旦，对应着的小珠儿便是天使安吉儿 (Angel)，“A”字在珠儿的身上，从而具备了更积极的含义。恰恰是在这个含义上，寄托了霍桑的终极理想，或者说体现了他对宗教的幻想。三、《红字》出版后，立即赢得美国读书界的热烈响应，它是公认的第一部从美国本身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带有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特殊思想文化烙印、散发着浓郁的美国本土气息的小说杰作;也是第一部跨出国界赢得世界声誉的美国文学名著。一百多年来，它在各国读者中广泛流传。《红字》首先使人联想到的是小说中所反映的早期殖民地时代加尔文教统治下的严酷生活。那是一个宗教狂热、野蛮与残忍令人震惊的时代，人们被禁锢在加尔文教那充满地狱的恐怖与威胁的教条中，上演了无数的生活悲剧。霍桑的一位相隔七代的祖先威廉·霍桑曾于殖民地初期做过总督的助手，参与过对当时的异教徒“教友派”的迫害。后来他的儿子约翰·霍桑，即作者隔六代的祖辈，又任当地的治安裁判官，参与了17世纪末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驱巫”案，对其中的被迫害者承担着一份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一切在当地史料中均有详细记载。正因如此，霍桑常常执著于自己祖先的罪责，如在长篇小说《带七个尖角阁楼的房子》中曾以“驱巫”为背景，描写了害人致死的罪孽如何代代相传；霍桑的许多短篇小说也都以殖民时期的宗教迫害为主要内容，描写了教会法律的严酷和被害者的无辜惨痛。《红字》的意义当然远远不限于对美国早期殖民时期宗教狂热的揭露，而是把“罪”的探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力图赋予广泛的概括性。霍桑十分推崇莎士比亚的剧作，赞扬它们“重重叠叠，直到不可测量的深度”，以此评语用来形容《红字》其实也恰到好处。对《红字》不能作单一的、平面的解释，更不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对现实社会的真实描摹。霍桑是经过长期思考，才用“罪”和“恶”的观念在其作品里对生活进行概括，并通过这“罪”和“恶”的法律审判提出若干更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屡次发问，如果真的人人都袒裸自己灵魂的话，那么每个人不都要佩戴各种象征罪恶的“红字”吗?霍桑对《红字》的题材——这桩通奸案显然考虑很久，佩戴耻辱的红字的女人第一次出现，是在他的短篇小说《恩迪柯特与红十字》中；后来在他另一小说《教长的黑面纱》中再次描写了同一题材，只是具体情节较为隐晦，而且是从男性角度切入的。教长为表现“罪”的意识，戴起了黑面纱把脸遮住，临死时他大声疾呼：“我环顾左右，人人脸上都有黑面纱”，将题旨极为明确地点了出来。在《红字》中，犯罪案件交代得更为翔实明确，但整体意义反而更为含蓄丰厚。其中最令人捉摸不定也捉摸不尽的，当然还属“红字”本身这一经典细节：当丁梅斯代尔牧师最后撕开胸前的衣襟，袒露于胸口之上的，究竟是不是“红字”？究竟如何看待？怎样解释？如果真是“红字”的话，是牧师为忏悔罪恶、消解内心疼痛亲自刺刻到自己胸部肉体上的，抑或上帝为惩罚这个隐匿的罪人而显灵的“神迹”?霍桑没有做出现实的、合理的亦即合乎经验世界之理的解答。出现在丁梅斯代尔胸前的红字的模糊陈述超越了经验世界的法则，这一细节本身，就使其所象征的“罪”以一种直接的近乎物质的力量冲击着每一个用心阅读它的人，从而引起思想感情上的震动。写完《红字》，霍桑在一封信中说，1850年2月3日，当她的爱妻索菲亚读完他的这一得意之作时，“她的心碎了，并且由于头痛得厉害而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