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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爱》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特的作品。作者通过女主人公成长的故事反映了女性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摆脱男性的歧视和压迫，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个人的女性主义观点。本文选择了女性译者祝庆英和男性译者曾凡海、吴江皓的两种译本。通过比较他们对男女形象的不同译法，来揭示女性译者在翻译时所表现出来的的女性意识和身份认同。 1、引言夏洛特在小说中不仅塑造了个性鲜明，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主人公简爱，也刻画了代表男权的各种男性形象，比如，约翰·里德，布洛克尔赫斯特，罗切斯特先生和圣约翰。由于男女译者在翻译时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形响，因此他们翻译的人物形象必然有区别。长久以来，男性的形象一直是力量、权威的象征，不容毁坏，而女性软弱、生来就不如男性，所以男译者在传译男女形象时必然受到这种男性意识的影响。而女性主义者认为，应当“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性。”（Si-mon,1996:20）。因此，女性译者在女性意识的影响下所传译的形象就更符合女作者的意图，不仅再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观点，也体现了她个人的女性意识。本文选取了两个版本的《简爱》译本。一本是女性译者祝庆英的译本，另一本是男性译者曾凡海、吴江皓译本。通过比较两位译者对女性和男性形象的翻译来揭示女性译者的女性意识，以及它对其翻译的影响。 2、对女性形象的翻译人们常常把男性与强壮、主动、积极划等号，而把女性与柔弱、被动、消极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充斥着男权文化的性别刻板形象（陈丽娟，2006；21）这种形象的定位，反映了长久以来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亚里斯多德曾说；“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至于圣·托马斯，则说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创世纪对此有一个象征性说法，说夏娃是用亚当“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波伏娃，2004：10-11）。正因为这种歧视使女性的消极形象在男性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不难发现，男性译者会不自觉的用一些贬义词来形容女性，歪曲、丑化女性形象。而女性译者则会从女性主义观点来理解原文，多用中性或褒义的词语。在有些时候，甚至会对文本进行修改。这充分体现了女性译者的女性意识和她们的身份认同。（1）内心独白的翻译内心独白是指人物用第一人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吴篮铃，1996：102）。它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尤其是披露特定场合人物特定心态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法。男女译者对内心独白的翻译不同，使在译文中同一女性形象也有区别。下面两个例子就是对简爱内心独白的翻译的比较。“I knew he would soon strike,and whiledreading the blow…”(Bronte,2007 4)女性译者：我知道他快要动手打我了，我一边在担心挨打……男性译者：我知道他很快就要打我了，一边畏惧着那一击……这是当简爱预感到她的堂兄要打她时，她的内心独白。在文本世界里，父权语言掌控着文本的创造、文本的阅读和文本的阐释，不知不觉地将女性逐渐塑造成他们要求的社会角色。男女相对的一系列概念因此而产生：理性与感性、坚强与软弱、主动与被动、独立与附属等等（葛校琴，2003：35）在男性面前，女性总是被男性的权威所威慑。在原文中“dread”意思是“fear greatly”。因此，男译者用“畏惧”更接近这个词的意思.，也更符合女性在男性中脆弱的形象。然而，女译者则用了“担心”，因为从女性主义来说“，畏惧”一词损害了女性的形象。显然，这是女译者对文本有意的干涉，体现了她的女性意识。“I was conscious that a moment\'s mutinyhas already rendered me liable to strangepenalties and like any other rebel slave,Ifelt resolved,in my desperation,to go alllength.”(Bronte,2007:6)女性译者：我意识到，片刻的反抗已经难免会给我招来异想天开的惩罚，于是我像任何一个反抗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下了个决心，要反抗到底。男性译者：我明知道，一时的反叛早已使我难免要受到种种难以想象的责罚，于是像所有造反的奴隶一样，我在绝望中下了决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当简爱反击了她的堂兄约翰后，她决定反抗到底。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男性是社会的权威代表，而女性则被迫接受了男尊女卑，女性不如男性，女性软弱的社会定位。正因为如此，在男性眼中，女性就应当服从男性，更不用说女性反抗男性了。这绝对是男性社会所不允许的。而作者却恰恰要塑造这样一个反抗男权的女性形象。长久以来，女性被排挤在社会生活之外，处于社会的底层。为了争取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女性必须起来反抗。原文中的“mutiny”,“rebel slave”,“go alllength”都反映了简爱内心对男性压迫的反抗。在女性译者的译文中“，反抗”，“反抗到底”成功的传递了简爱的决心和勇气。而男性译者则使用了“反叛”“，造反”“，一不做二不体”这些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把女性的反抗说成是非正义的。这不仅体现了男性对女性反抗意识的反对，也无法重塑作者笔下的简爱形象。（2）有关女性外貌的词语的翻译外貌不仅指人的身材、容貌、服饰打扮，同时也指人的表情、仪态、风度、声音以及习惯性特点等等。它是让读者直接把握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 2、对于女性的外貌，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审美观。这种区别同样也反映在译文中。“so much was I flattered by this pref-erence of the Gallic sylph for her Britishgnome”（Bronte,2007:131)女性译者：爱小姐，这位法国美女选中了英国侏儒，使我受宠若惊男性译者：这位高挑的法国美人儿对她的英国侏儒的偏爱，令我受宠若惊、飘飘然了在对“the Gallic sylph”的翻译时，女译者用了“法国美女”而男译者则用“高挑的法国美人儿”，体现出男女译者对美女标准的不同。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审美观一直占据主导。它告诉女性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使女性放弃自身的审美标准而适应这些新的身体规范。从中国古时侯的缠足，到19世纪英国妇女的束腰，都体现了这种男权文化。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形容美女的词语，比如说“丰胸肥臀”,“窈窕佳人”,“骨感美人”,“面带桃花”。这种对妇女身体的规训代表着一种权威行为，旨在维护父权制的理性价值组织起来的公共秩序（黄华，2005：107）。不言而喻，女性是通过选择自愿地接受这些标准，因为规范的身体至少是结婚市场获得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女性不仅在生活上丧失了控制权，甚至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也丧失了。在塑身广告的诱惑下，她们屈从于男性的审美观。所以，改变审美观也是女性抗争的表现。在男性译者的文本中，“高挑的”被用来形容男性心目中的美女形象。而女性译者并没有屈从于男性对美女的定义，这体现了女译者的女性意识。 3、对男性形象的翻译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权利操纵的手段。在男权社会文化背景下，它的形成和发展沾染着浓重的男权文化色彩。这种由男性所掌控的语言—“父权语言”，一直述说着男人的生活、描述着男人的世界，并宣扬着父权意识（Flotow，2004：9）。男性特征总是被看作是男性身体的主导，如坚强、侵略性、力量、富有理性精神。（黄华，2005：103）父权语言为了维护男性的这种权威形象，使男性作家或译者在文本中会有意或无意地美化男性形象，弱化对男性具有贬义色彩的描写。而女性译者则会忠实得反映男性形象，或是加强这种贬义色彩。（1）对话的翻译当代著名语言大师老舍先生指出：“要知道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性格各殊，谈吐亦异。”（吴篮铃，1996：92）因此，读者看了对话，就可以目睹说话的这些人。同样，在翻译中，男女译者对对话的翻译，会给我们呈现出不同的人物形象。“Well,fetch me your portfolio,if youcan vouch for its contents being original”(Bronte,2007:116)女性译者:把你的画夹给我拿来，要是你能保证里面的画都不是抄袭的话男性译者:替我把你的画夹拿来，只要你能担保那里面的画都是你独自画的就行这是罗切斯特先生对简爱说的话。在对它进行分析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