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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爱》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特的作品。作者通过女主人公成长的故事反映了女性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摆脱男性的歧视和压迫,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个人的女性主义观点。在女性译者祝庆英和男性译者曾凡海、吴江皓的两种译本中,通过比较他们对男女形象的不同译法,可以揭示出女性译者在翻译时所表现的女性意识和身份认同。一、引言夏洛特在小说中不仅塑造了个性鲜明,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主人公简·爱,也刻画了代表男权的各种男性形象,比如约翰·里德,罗切斯特先生等。在刻画人物形象时,作者运用了语言、动作、肖像、心理描写、细节描写等多种手段,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在翻译这部作品时,译者也应当在译文中生动得传译出这些形象,使译文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由于男女译者在翻译时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他们翻译的人物形象必然有区别。长久以来,男性认为男性的形象应当是力量、权威的象征,而女性则生来就不如男性。女性主义者认为,应当“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性”。因此,女性译者所传译的形象就更符合女作者的意图,也体现了她个人的女性意识。本文选取了两个版本的《简·爱》译本。一本是女性译者祝庆英的译本,另一本是男性译者曾凡海、吴江皓译本。通过比较两位译者对女性和男性形象的翻译来揭示女性译者的女性意识,以及它对其翻译的影响。二、对女性形象的翻译人们常常把男性与强壮、主动、积极划等号,而把女性与柔弱、被动、消极等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充斥着男权文化的性别刻板形象,这种形象的定位,反映了长久以来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圣·托马斯说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创世纪对此有一个象征性说法,说夏娃是用亚当“一根多余的肋骨”作成的。正因为这种歧视使女性的消极形象在男性心中根深蒂固,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也不难发现,男性译者会不自觉地用一些贬义词来形容女性,歪曲、丑化女性形象。而女性译者则会从女性主义观点来理解原文,多用中性或褒义的词语。在有些时候,甚至会对文本进行修改。这充分体现了女性译者的女性意识和她们的身份认同。 (一)对内心独白的翻译内心独白是指人物用第一人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它是塑造人物性格的一个重要手段。男女译者对内心独白的翻译不同,使在译文中呈现的同一女性形象也有所区别。“Iwas conscious that a moment’s mutiny has already ren2dered me liable to strange penalties and like any other rebelslave,I felt resolved,in my desperation,to go all length.”(B ronte,2007:6)女性译者:我意识到,片刻的反抗已经难免会给我招来异想天开的惩罚,于是我像任何一个反抗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下了个决心,要反抗到底。男性译者:我明知道,一时的反叛早已使我难免要受到种种难以想象的责罚,于是像所有造反的奴隶一样,我在绝望中下了决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当简·爱反击了她的堂兄约翰后,她决定反抗到底。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中,男性是社会的权威代表,而女性则被迫接受了男尊女卑,女性不如男性,女性软弱的社会定位。正因为如此,在男性眼中,女性就应当服从男性,更不用说女性反抗男性了。这绝对是男性社会所不允许的。而作者却恰恰要塑造这样一个反抗男权的女性形象。长久以来,女性被排挤在社会生活之外,处于社会的底层。为了争取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女性必须起来反抗。原文中的“mutiny”,“rebel slave”,“go all length”都反映了简·爱内心对男性压迫的反抗。在女性译者的译文中,“反抗”,“反抗到底”成功的传递了简·爱的决心和勇气。而男性译者则使用了“反叛”,“造反”,“一不做二不休”这些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把女性的反抗说成是非正义的。这不仅体现了男性对女性反抗意识的反对,也无法重塑作者笔下的简·爱形象。 (二)对人物外貌的翻译除了内心独白塑造人物形象,外貌的描写更能让读者直接把握人物形象。对于女性的外貌,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审美观,男性女性译者会使用不同的词来传译他们所理解的女性形象。例如:“so much was I flattered by this preference of theGallic sylph for her B ritish gnome”女性译者:爱小姐,这位法国美女选中了英国侏儒,使我受宠若惊。男性译者:这位高挑的法国美人儿对她的英国侏儒的偏爱,令我受宠若惊、飘飘然了。在对“the Gallic sylph”的翻译时,女译者用了“法国美女”而男译者则用“高挑的法国美人儿”,体现出男女译者对美女标准的不同。在男权社会中,男性的审美观一直占据主导。它告诉女性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使女性放弃自身的审美标准而适应这些新的身体规范。从中国的缠足,到19世纪英国妇女的束腰,都体现了这种男权文化。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形容美女的词语,比如说“丰胸肥臀”,“窈窕佳人”,“骨感美人”,“面带桃花”。这种对妇女身体的描写代表着一种权威行为,旨在维护父权制的理性价值组织起来的公共秩序。不言而喻,女性不仅在生活上丧失了控制权,甚至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也丧失了,她们完全屈从于男性的审美观。所以,改变审美观也是女性抗争的表现。在男性译者的文本中,“高挑的”被用来形容男性心目中的美女形象。而女性译者并没有屈从于男性对美女的定义,这体现了女性译者的女性意识。三、对男性形象的翻译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权利操纵的手段。在男权社会文化背景下,它的形成和发展沾染着浓重的男权文化色彩。这种由男性所掌控的语言—“父权语言”,一直述说着男人的生活、描述着男人的世界,并宣扬着父权意识。男性特征总是被看作是男性身体的主导,如坚强、侵略性、力量、富有理性精神。父权语言为了维护男性的这种权威形象,使男性作家或译者在文本中会有意或无意地美化男性形象,弱化对男性具有贬义色彩的描写。而女性译者则会忠实地反映男性形象,或是加强这种贬义色彩。 (一)对人物对话的翻译当代著名语言大师老舍先生指出:“要知道对话是人物性格的声音,性格各殊,谈吐亦异。”因此,读者看了对话,就可以目睹说话的人。同样在翻译中,男女译者对对话的翻译会给我们呈现出不同的男性形象。例如:“Well,fetch me your portfolio,if you can vouch forits contents being original”女性译者:把你的画夹给我拿来,要是你能保证里面的画都不是抄袭的话。男性译者:替我把你的画夹拿来,只要你能担保那里面的画都是你独自画的就行。这是罗切斯特先生对简·爱说的话。在19世纪的英国,女性的生活和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资产阶级的富有,使他们有经济能力负担不从事生产性活动的妻女。于是,这些女性完全退隐在家。于是追求服饰之美、管教孩子、弹弹钢琴、读读小说、跳跳舞,成为她们的主要活动。由于丧失了经济自主权,女性在生活上完全从属于男性。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了。在男性眼中,女性的这些才艺,只不过是她们打发时间的消遣,根本不能与男性的艺术家相比。罗切斯特先生正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大男子主义的代表。他歧视女性,视女性为敌人。因此,当他要求把简·爱的画拿来看时,他表示了对她的不屑的态度。在对“original”一词的翻译上,男性译者使用了“独自完成”,显然是个中性词。而女性译者则翻译成“抄袭”,很好的刻画了罗切斯特先生的傲慢和偏见。相比之下,男性译者弱化了这一形象。 (二)对描写性语言的翻译除了对话体现人物性格,描写性语言在写作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指作家采用生动、形象、丰富变异的言语对人物、事件、环境及其特征、性状、情态所作的绘声绘色的描绘和刻画。下面这个例子是对简爱堂兄的描写。虽然只有一句话,但已经勾勒出他的形象。“I really saw in him a tyrant:a murderer.”女性译者:我看他真是个暴君,一个杀人犯。男性译者:我看他真像是个暴君,杀人犯。“暴君”、“杀人犯”,这就是简·爱眼中的约翰的形象。简·爱的堂兄约翰是一个被宠坏的富家子弟:“他扭断鸽子的脖子,弄死小孔雀…”,“有时候还辱骂他母亲那和他一模一样的黑皮肤;对她的吩咐公然不理不睬,时常撕破和毁坏她的绸衣服。”,还经常打简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