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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克威克外传》亦然,作品在喜剧性的架构中插进了悲剧性的篇章,使人既喜又悲、乐中掺忧,给人多样化的审美感受。(4)模仿了后者的创作手法。《堂吉诃德》是用即兴方法写成的,作者兴笔写来,自由洒脱,自然流畅,丰富多样,同时也散漫、拖沓;《匹克威克外传》也一样,作者信马由缰,无拘无束,写得自然美丽、有声有色,当然也疏松、芜杂。《匹克威克外传》不仅全面模仿了《堂吉诃德》的情节结构、人物造型、艺术情调、创作手法等这些看得见的表层文学形式,而且还重复了后者的文学叙写模式等看不见的深层文学形式。原型批评家弗莱曾从文学的主要描写对象主人公的状态出发将文学叙写模式分为五类:(1)神话,“主人公是神”,他“在性质上既比其他人优越,也比其他人的环境优越”;(2)浪漫故事,主人公的“行动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仍被视为是人类一员”,他“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和他所处的环境优越”;(3)“高模仿”,“主人公是一位领袖”,他“虽在一定程度上比其他人优越,但无法超越他所处的自然环境”;(4)“低模仿”,“主人公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不比其他人优越,也不比他人所处的环境优越”;(5)“反讽”,主人公“比我们自己在能力和智力上低劣,从而使我们对其受奴役、遭挫折或荒唐可笑的境况有一种轻蔑的感觉”。①弗莱在这里是从文学描写对象状态的角度阐述文学叙写模式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文学叙写者的角度看待文学叙写模式,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弗莱的此五种模式改写为如下的形态:(1)神话,叙写者用膜拜的态度叙写描写对象;(2)浪漫故事,叙写者用景仰的态度叙写描写对象;(3)“高模仿”,叙写者用尊崇的态度叙写描写对象;(4)“低模仿”,叙写者用平等礼遇的态度叙写描写对象;(5)“反讽”,叙写者用轻蔑和嘲笑的态度叙写描写对象。我们知道,《堂吉诃德》的核心人物是堂吉诃德。堂吉诃德的意识完全是空幻的。他向往“不懂得什么叫做‘我的’,什么叫做‘你的’”“黄金国土”,这种“黄金国土”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是乌托邦式的,他的人生追求是空幻的;他将风车看成巨人,将客店看成城堡,将理发师的铜盆看成魔法师的头盔,将羊群看成军队,将苦役犯看成受害的骑士等,他的主观视野是空幻的;他相信神、鬼、巨人、魔术师等子虚乌有的东西,他的世界观是空幻的;他倾心向慕的美丽无比的意中人杜尔西内娅现实中不存在,纯粹是他幻想出来的,他的情感状态是空幻的;他的所作所为都出自他的幻想,它们脱离现实,不切实际,因而都徒劳无益,他的行为方式是虚幻的。堂吉诃德的意识正是中世纪后期普遍流行于西欧的神学和骑士道等宗教的和世俗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反映,其空幻性也正是此类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空幻性的写照。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抛开现世人生,追求超现实的天国和奇异境界,其人生目标是空幻的;它将实实在在的人类世界看作是表象,看作是虚幻的,将虚无缥缈的神的世界和超人的国度看作是实体,看作是真实的,它的视野是空幻的;它信仰和重视神奇、超验的东西,怀疑和轻视平凡经验的东西, 其世界观是空幻的;它重视灵魂和精神,崇尚超凡脱俗的圣洁、典雅情操,而轻蔑肉体和物质,贬斥实实在在的混浊、低俗欲念,其情感状态是空幻的;它引导人们抛开真真切切的现实事务和现世幸福,将身心全扑在超验的上帝与神的事务上和空洞的荣誉、虚名上,在它支配下人们的实践活动完全脱离现实,是空幻的。对这种意识形态,在塞万提斯之前人们普遍用神圣的、崇仰的态度去看待和叙写它,换作弗莱的话,即用“浪漫故事”的模式去叙写它,所以被建构成了极为崇高的形态。正像弗莱所暗示的,它在骑士传奇、宗教宣道故事、圣人圣徒的传说等形式中被叙写成高尚和神圣的东西,受到了人们的景仰。①中世纪西方人对这种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普遍信仰、推崇和身体力行,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叙写形式促成的。面对中世纪的这种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塞万提斯的姿态与众不同:他不是用神圣的、崇仰的目光去看待它,而是用亵渎的、嘲笑的目光看待它,不是用“浪漫故事”的模式去叙写它,而是用“反讽”或者说喜剧的模式去叙写它。这样,在他的笔下这种一贯受人景仰的崇高的东西被建构成了另外一种形态:即变成了虚假、病态、自欺欺人、可笑的东西,变成了笑料。自此以后,宣扬这种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骑士传奇、宗教故事等“浪漫故事”式的叙写形式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差不多销声匿迹了。与之相关,中世纪的那种以空幻为本质特征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也寿终正寝了,代之而起的是那种重视现世、重视现实、重视人自身的价值和利益的人文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等。《堂吉诃德》一贯被认为开了西方现代小说形式的先河,事实上它也开了西方现代思想方式之先河。很明显,《堂吉诃德》的独特意识(即反映和嘲讽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叙写模式(即“反讽”或者说喜剧叙写模式)打造出来的。《堂吉诃德》的意识中深深包含着作品的文学叙写模式,后者是前者内在不可分割的构成成分。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完全沿承了《堂吉诃德》的“反讽”式的叙写模式。《匹克威克外传》主要写的是匹克威克的经历。匹克威克性格的突出特点是理想化。他退休之后自发成立了一个个体研究机构“匹克威克社”,研究自然资源问题和现实社会问题,他将全部精力放在为大众和人类谋福利上,很少考虑个人的利益和处境,他的生活信念和人生追求是崇高的、理想化的。他纯真简单,认定人天生是善良的、真诚的、仁慈的、美好的,因而对周围的人从来不存戒备之心,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对待他们,结果一再受到伤害:被马车夫诬蔑,被金格尔当作傻瓜,被鲍尔德威嘲弄,被金格尔的仆人特拉欺骗,被巴德尔太太诬告,被道孙和福格敲诈……他的人性观和接人待物的方式是天真的理想化的。他心底善良,胸襟宽阔,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无论受到多大的伤害和屈辱他都不会将之放在心上,他很快会将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他常常还以德报怨,如那位曾多次欺骗过、伤害过他的恶人金格尔走投无路时,他不计前嫌,主动地帮助后者,无私地将后者从贫贱和罪恶中拯救出来。他的精神心态是超常的理想化的。正像西方学者亚历山德尔·维尔什指出的,匹克威克是对司各特等浪漫主义作家笔下浪漫传奇文学中的理想主义人物的模仿。②匹克威克的理想化的意识,实质上正是狄更斯之前的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生动写照。这些理想主义者如卢梭、拜伦、雪莱、雨果、斯汤达等才华横溢、精神高尚、志趣远大,把心思全放在改变丑恶现实、追求美好未来等社会事业上,其人生目标伟大、高超,是理想化的。他们受启蒙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对人类抱有美好的看法,认为人天生是自由的、善良的、仁慈的、有同情心的,他们梦想抛却社会和人类文明,返回到人类原初的自然状态中,进入平等、自由、博爱的理想境界,他们为了宣传和实施此梦想不惜牺牲个人的幸福以至生命。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超凡脱俗的,是理想化的。对19世纪前期普遍流行于欧洲的这种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狄更斯之前人们多是抱着景仰和尊崇的态度、用“浪漫故事”和“高模仿”的叙写模式叙写的,如浪漫主义作家卢梭、拜伦、雪莱、雨果、诺瓦里斯等是用“浪漫故事”的模式叙写的,现实主义作家斯汤达、巴尔扎克、夏洛蒂·勃朗台等是用“高模仿”的模式叙写的。在他们的笔下,那些追求自由美好人生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或光辉灿烂,是人们崇拜的偶像;或崇高伟大,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与塞万提斯完全一致,狄更斯不是用景仰或尊崇的目光去看待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而是用嘲讽的目光去看待这类意识形态。他仿照塞万提斯的“反讽”的模式叙写此类理想主义者,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后者的形象。在他的笔下,匹克威克等理想主义者不再以那种超群的神奇的不可企及的英杰的面貌出现,而是以怪异的想入非非的到处碰壁的不合时宜者的面貌出现。狄更斯通过匹克威克的形象对19世纪前期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解神秘化的处理,借之深刻揭示了它的空幻性和不合时宜性。19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强调精神性和情感性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日益衰微,强调物质性和自然欲求的实证主义、自然主义等意识形态后来者居上、越来越兴盛,这不能说与狄更斯最早对此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怀疑和嘲讽没有深切关联。显而易见,《匹克威克外传》中的独特意识(即反映和嘲讽19世纪前期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之意识)完全基于它的“反讽”的或者说喜剧式的叙写模式之上,最终根之于狄更斯所接受的文学传统即由塞万提斯、菲尔丁、斯摩莱特等所代表的西方喜剧文学传统。概而言之,《匹克威克外传》的独特意识是狄更斯在用独特的文学叙写模式(即“反讽”或喜剧模式)处理他那个时代的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