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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本身”(p395)。当然, 勒格里感到又惊,又急,又气,一阵阵的鞭打脚踢,使汤姆遍体鳞伤。可是他毫无惧色,泪血交流地仰天长呼“:我的灵魂不属于你,主人!你没有买下———你也无法买到!。”(p392) 新历史主义批评者们对待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联系,侧重于诗意话语的参与。“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者有意识地摆脱有关历史的几成定见的社会、政治、经济结论的控制,而希望另辟蹊径,从前人忽略的东西入手读出文本的新意, 寻求对历史叙述也是对文学文本的新解释。”[3](P182) 运用新的具有“诗意”的审美观,正是重新解读斯托夫人小说的新利器。早先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本小说说教有余而文学性不足。甚至认为它充满了政治宣传。但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斯托夫人本来就是用道德来推动艺术,说教本是她的诗意般审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错《,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政治内容极其丰富。曾经前后把这部小说读过三遍的帕麦斯登勋爵非常欣赏此书表现出的“政治家的风度”。作者以独特的插述夹议形式,将自己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作者的批判立场,能够帮助读者紧紧抓住错综复杂的情节变化,深入了解人物的强烈感情。作者对汤姆的描写决不是单纯提倡“顺从的说教”。其实作者的直接说教或者通过人物语言的说教,都是为了让她的同胞清醒地面对社会急剧变动的危机。这种危机感始于她的童年的记忆。她从小听到过对《独立宣言》的宣读,她的清教徒祖先也将为国家献身的英雄气质代代传了下来。她父亲对子女们灌输了卡尔文教的原罪学说和地狱之火的宗教思想, 同时又培养了子女们为正义战胜邪恶的正义感。面临奴隶制度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动荡,作者几乎是以《旧约》中先知者的方式对全美国人进行直呼,其中有规劝,有赞扬,有谴责,有警告“,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都动荡不安。一个强有力的影响传播开来,以排山倒海之势,如地震般震撼着这个世界。美国安全吗? ……啊,基督的教会,认清时代的征兆吧!”要知道废奴事业在1850年的美国还是个不受欢迎的少数人参与的事业。大多数白人认为黑人从本性上说,无论感情、智力和道德水平都是比白人低劣的。斯托夫人通过汤姆叔叔的非暴力反抗的形象来宣扬黑人的高尚人格力量,这已经是破天荒的大事。正如评论家丹尼斯·D·奈特指出的那样,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作为历史文献,它以无比的感召力极大促进了美国19世纪中叶那场最终导致内战的废奴运动。难怪林肯总统赞美她是“写了一本书而酿成这场大战的小妇人”。就是这本伟大的宣言书,使斯托夫人在左右美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方面和树立社会时尚方面,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此外,著名女权运动评论家琼·汤普金斯在其有影响的论著中指出,它是一个以母爱拯救世界的故事,一个置于传道与政治之间的计划。它既编撰又试图构筑其时代的价值。而另一位评论家琼·费根·耶林指出“:小说中奴隶制问题和女性政治上的无权问题最终是不可分割来看的。”[4](P91)早在19世纪中叶女权主义就被斯托夫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伴随着种族问题而同时展现,无疑有极大的创新和开拓意义。而将文学作为某种历史的实践加以关注,注意文学在当时历史条件中的“社会效应”,正是多利莫尔新历史主义探讨的特点[5]。的确,小说是用双线平行的结构来表现主题,阐述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它一方面细针密镂地刻画了富有早期清教徒牺牲精神的圣徒汤姆的悲惨经历,另一方面又叙述了女奴伊丽莎和她丈夫乔治经历千辛万苦,勇敢机智地挣脱了奴隶锁链,终于获得自由的浪漫而具有激情的故事。显然,第二条线索呈现出具体而微的乌托邦理念。作者的思想倾向是:基督博爱的理想要通过日常生活来实现。其牺牲原则不在于受苦受难,而在于母爱。她强调家庭是一切有意义的活动中心。整个世界靠女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母爱来统治。女人代表了上帝和理想。当然,它主要是以白人家庭为核心的。因为当时作为奴隶主的白人主妇也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发言权。但在一个参议员的家中却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参议员伯德夫人非常痛恨丈夫在州参议会倡导通过了严惩奴隶逃亡的法令。她痛骂她的丈夫“:你真不害臊,约翰!……这是一条可耻、恶毒、可恨的法令,我一有机会就要违背它。我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会有这样一个机会的!”(p85)正是在她得知女奴伊丽莎深夜抱着孩子冒死踏着碎裂的冰块渡河逃生的故事后,说服参议员伯德本人亲自驾车将她们母子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伯德夫人的义举并不完全出于教养和良心。因为身处绝境的伊丽莎出于母爱的冲动,直接向她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情感的问题“:你可曾失去过孩子?”它“简直像一把利刃戳向她新的伤口。因为一个月前,这个家庭刚刚埋葬了他们亲爱的孩子。”(p90)当她以切身之痛的怜悯之心去帮助伊丽莎母子时,作者赞叹道“: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些有福之人,他们的痛苦化作他人的欢乐,他们在尘世上的希望与许多泪水一起埋进坟墓,变成了种子,长成了花朵,医治和抚慰着孤苦伶仃的和受苦受难的人们。这些人之中就有这位坐在灯下黯然垂泪的孱弱女人,她正为那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收拾她亡儿的念物。”(p95) 母爱和女权,本质上是人权问题。女黑奴的结婚、生育、养育和子女受教育权都是基本人权的最敏感部分。斯托夫人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辛辣的揭露。奴隶主可以通过奴隶贩子“把吃奶的娃娃从母亲怀里夺走”,又“把丈夫和妻子活活拆散”。这集中表现在女奴伊丽莎和凯茜的故事中。伊丽莎本来已经嫁给了一个聪明、有才干的第一代混血青年乔治·哈里,可是他属于另一个奴隶主。两个奴隶主之间有仇见,他们的婚姻也因此遭受危机。乔治哭丧着脸对伊丽莎说“:只要他存心把我们两个拆散,我就别想保全自己的妻子。”(p19)而凯茜的命运更悲惨。她被多次出卖。她和第一个男人生的两个漂亮的孩子也被第二个男人强行出卖了。后来她和第三个男人又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孩。可她被迫做出了一个沉重的决定“:我决不让我的孩子长大成人。”“在那小家伙两岁的时候, 我把他抱在怀里,亲吻他,俯在他身上哭泣,然后我给他喂了鸦片,紧紧搂着他,直到他长眠不醒。”“可怜的孩子,除了死,我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东西呢?”因此, 她感到“好像我一个人的苦难就足以叫一个城市沉没。”于是,她痴心地祈求“:在最后审判的一天,我将站立在上帝面前,控诉那些摧残我和我的女儿的肉体和灵魂的人。”(p402) 因而,当我们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来重新解读斯托夫人的伟大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更为立体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本伟大的小说。相反,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本小说的解读,对新历史主义所谓“历史即文本”和“文本即历史”的论述有一个具体和生动的理解。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出版量曾在历史上创下高峰。它所宣泄的社会改革的使命感,使它毋容置疑地参与到了历史的建构和进展。把握它的文学幻想之时,就进入了非文学的政治现实操作之中。这就是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念所追求的文学实践精神。参考文献: [1]杜昌忠.跨学科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文学理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斯陀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M].张友峰,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3]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4]Jean Fagan Yellin.Doing It Herself:Uncle Tom’s Cabin and Women’s Role in the Slavery Crisis[J].New Essays on Uncle Tom’s Cabin. [5]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