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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罪人的灵魂,以达到报复目的。他先是察言观色,继而在认定了丁梅斯代尔就是自己要找的目标之后,开始了自己一步一步的心理折磨的报复计划。霍桑对齐灵渥斯角色的塑造以及对故事发展所做的评注无不围绕着加尔文教义中的“原罪”主张。他把具体的社会问题抽象为无所不在、但又无法辨认、无法克服的罪恶。在他看来,一切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犯罪现象等等的根源都不在社会物质生活当中,而是由于世界上固有的一种“恶”造成的。并且内在世界一旦净化,外部世界激荡着的许多罪恶都会自行消灭。这也正是为什么《红字》是以海斯特内心得到净化升华,丁梅斯代尔被负疚感折磨致死,而齐灵渥斯良心发现,把遗产留给了珠儿为结尾的。达夫妮·杜穆里埃生于1907年,她厌恶城市生活,长期住在英国西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康沃尔郡,她的不少作品都以此郡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为主题或背景,故有 “康沃尔小说”之称。达夫妮·杜穆里埃身受十九世纪以神秘、恐怖等为主要特点的哥特派小说影响,因而她的小说大都情节曲折,在渲染神秘气氛的同时,夹杂着有宿命论色彩的感伤主义。《蝴蝶梦》就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 作者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成功地渲染了两种气氛,即缠绵悱恻的怀乡忆旧和阴森压抑的绝望恐怖,加之全书悬念不断,因而引人入胜。但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具神秘色彩的丽蓓卡形象的塑造。考琳·麦卡洛生于澳大利亚的惠灵顿,少年时移居美国。她创作的《荆棘鸟》带有典型的现代痕迹。全书线索是由卡森造成的拉尔夫与麦琪之间的爱情纠葛,并记叙了麦琪一家三代十余人的人生悲欢。小说的时间跨度恰好跨越了二次大战,两代人之间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所产生的冲突,正是许多现代小说要表达的主题,并且拉尔夫个人一生的选择和命运都有典型的社会意义。作为一部时间跨度长,包容量大的家世小说,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个“隐蔽”的主人公的创作者虽在写作手法上各有不同,但他们创作这“隐蔽”的人物的初衷却不谋而合———这三个人物都成了美满爱情的绊脚石。霍桑是一位世界观相当复杂的作家,他选择爱情悲剧作为《红字》的主题,使自己深深陷入难解的矛盾之中。爱情本是人类的天性,但按照基督教义,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的智慧之果,懂得了男欢女爱,不再靠上帝创造而由自己繁衍人类,这本身正是“原罪”。至于私情,更触犯了嫉妒教的戒条。霍桑虽深受教会的影响,但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爱情早已成了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时时受到歌颂,他即使再保守,也不会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于是书中便处处可见作者难言的苦衷:他虽然谴责不合理的婚姻,甚至把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说成是“神圣的贡献”,但不敢肯定不合“法”的感情,更不敢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他只能让齐灵渥斯在死前“良心发现”,把遗产全部留给珠儿。而由于作者经历的不同《,蝴蝶梦》与《荆棘鸟》则是典型的现代爱情故事的翻版。前者主要注重情节的“哥特式”特点,既神秘又恐怖,并夹杂着一丝感伤;后者则使用了场面浩大的家世小说的思路,并反映出作者的因果循环的宿命观点。直至最终《,红字》成了一部爱情悲剧《,蝴蝶梦》以两人开始新生活结局《,荆棘鸟》则曲曲折折,意犹未尽,留给读者对现实生活无限的回味与思考。正如在《荆棘鸟》开篇的作者题记中所言:有一种鸟, 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上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4]。从离开巢穴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着荆棘树,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扎在最长最尖的荆棘上,放开歌喉。倾尽生命的歌声竟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倾听,曲终而命竭。想是最美好的东西只能用深痛巨创来换取。爱情话题历久而常新,几百年来虽悲悲喜喜地被演绎了无数回,但这两个字却是永远美丽的。这大概也是为什么那些“绊脚石”永远只能“隐蔽”起来,躲在暗处动作的原因吧。而综观小说中男主人公的种种自私与脆弱,荆棘鸟用生命换取一次美好的执着留给世人对爱情的思考想必也是五味俱全,叹息连连吧。 [参　考　文　献] [1]霍桑.红字[M].胡允恒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达夫妮·杜穆里埃.蝴蝶梦[M].杜智玲,程德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4. [3]Dephnedu Maurier.Rebecca[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4]考琳·麦卡洛.荆棘鸟[M].曾胡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