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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的孤独，没有知音和朋友的孤独。然而，在孤独中老人建立起一个一切属于自己，完全自由的退避场所。这个场所是培养孤独、咀嚼孤独，欣赏孤独的孤独者的领地。他培养了自己孤独的品格。一个人的舞台足够让自己与自己对话，自己欣赏自己。这种孤独是一种壮美的悲剧，在这孤独中，人能仰望星空追寻生命现象的终极。如果说亚哈的孤独是内在空虚的孤独，无力的孤独，失败的孤独，那么，圣地亚哥的孤独便是内在完满的孤独，作为力量的孤独，英雄主义的孤独。亚哈和圣地亚哥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然而，在实现意志的过程中，粗鄙者显示出暴力的丑恶，高尚者显示出悲壮和优雅。对于亚哈，他自己的意志就是惟一的法则，世界为他而存在，世人为他而牺牲。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伤害他人。人可以死，天可以灭，他的旨意必须得以实现。他为了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似乎准备随时牺牲一切重大的利益。“我所敢做的，我就有决心做；而我有决心做的，我就要做！他们当我发疯了……可是，我是恶魔，我是疯上加疯！………我现在预言，我一定要支解那支解我的家伙。”极端的个人使他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船主、船员、甚至他自身，他似乎都已忘。他的狂妄和偏执破坏了“我”、“他人”、上帝和世界之间的真正关系。真正理解现实的能力丧失了。他受着自己的奴役，并奴役他周围所有的人。人最可怕的是偏执，并在此基础上盲目自我肯定，这既是对自己的残暴统治，也是对他人的残暴统治。一切偏执，无论是低级偏执，还是崇高偏执，都意味着人的精神中心的丧失。重压之下的圣地亚哥却以一种优雅的风度坚守着自己的意志。在他处于低谷时，孩子离开了他并在另一条船上屡创佳绩。老人并没有因嫌生恨，暗生妒忌，而是以宽广的胸襟表现出理解。老人对孩子说： “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有把握才离开我的。”这对孩子的父亲在老人背运时强迫孩子离开老人，老人说： “我明白，这很在理。”老人虽然落魄潦倒，但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自闭，他非常坦然地接受小男孩的照料。渔民们是非常相信运气的，因为出海#$天没打到鱼，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可老人并不生气。这就是一种大家风范，一种健康的心态。不可否认，老人是一个典型的海明威式的硬汉，但他又有十分细腻的情感和人情味，且看他是如何在清晨喊醒小男孩的：“他推开了门，光着脚悄悄走进去……他轻轻握住孩子一只脚，直到孩子醒来”。老人其实非常希望孩子回到他身边，可是当孩子主动提出要回到老人船上时，老人却拒绝了；“不，你遇上一条交好运的船。跟他们待下去吧。”老人不愿让孩子为难，也不愿让孩子跟自己沾上霉运，这种体现了他对孩子高度负责的态度。人的任何行为总要卷入无穷无尽的因果关系统。有道德的人应该为自己行为的后果及其对别人命运的间接影响负责。虽然他并不希望、或者没有预料到也不可能预料到这种后果和影响。比起圣地亚哥的责任感，亚哈就显得极端自私。他甚至预知杀鲸必惹杀身之祸，却置其他水手的性命于不顾。船上的大副意识到船长的偏执，多次对亚哈追杀白鲸提出异议。在著名的第"%章《后甲板》中，亚哈成功地动员全体船员一致对付白鲸的过程中，大副先对莫比 &迪克是不是咬掉船长腿的大鲸提出疑问，以期转移亚哈和船员们的视线，继而对亚哈的丧失理智提出批评：“对一条哑口畜性报仇！它袭击你只不过是出自最盲目的本能罢了！发疯！去跟一只哑物赌气，亚哈船长，这似乎亵渎神明了……”而当口，大副劝阻道：“跟我一起走吧！咱们逃出这致人死命的水域！咱们回家去吧！可是，疯狂的亚哈却一意孤行。巴枯宁写道：“一个人只有尊重、热爱所有的人的人性和自由时，同时也只有当他自己的自由与人性受到所有人同样的尊重、热爱、支持时，他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个。”亚哈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他个性发生混乱，人也分裂为部分，灵魂丧失了完整性。他在孤立自己并无力地反抗着。自我中心主义者相对于宇宙在进行孤立和自我肯定，他把宇宙完全理解为对他的暴力。亚哈对白鲸就是怀有深仇大恨，他“把它看成不但是他肉体上宿敌，也是他的理智上、精神上的愤激的宿敌。“他诅咒它，他要向它泄恨雪仇。而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企图确定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关系。圣地亚哥对他的对手 ———大马林鱼却有另一种关系，兄弟关系。“你要把我害死啦，鱼啊，老人想。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更崇高的东西，老弟，来，把我害死吧。我不在乎谁害死谁。”但他所追求的目标是绝不动摇的。因为尽管“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不过我必须把它弄死。”他承认这条鱼只不过是他和相仿，但力气很大的小孩子，所以，同样也应当得到神灵的帮助。他们的关系也只是超越只作为好人（圣地亚哥）和坏人（马林鱼）之间的斗争关系。这就给人以美的感受。圣地亚哥历尽艰险才得到的战利品竟被鲨鱼噬得一干二净。一个孤独的老人，拖着没用的一条大 “活鱼”的骨架回家了。回来的时候，筋疲力尽，满身血污，渔具也失落了，甚至比出时更可怜。面对失败，老人主动承担了一切责任，那就是他常说的：“我出海太远了。”“如果我为了替自己辩护，把自己的不幸解释为命运不好，那我便使自己屈从于厄运。如果我把不幸归罪于变化，我便使自己屈从于变化。但如果我自己承担一切责任，我就以此捍卫了自己作为人的可能性……”圣埃克苏佩利这样写道（《圣埃克苏佩利文集》莫斯科，#!$"，第"%#&"%’页）。尽管失败了，但圣地亚哥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胜利者。只有提到精神的高度，胜利才可能是真实可靠的。圣地亚哥就是在他那只小渔船上，凭借忍受痛苦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获得他的人格力量。他用行动向整个人类宣告：“人生悲剧是永恒的，但人类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是永恒的！”老人与一种力量———一种他几乎不能理解、但知道必须与之抗争并知道抗争的结果必定失败的力量之间，存在着一种意义重大，令人感动的关系。亚哈也失败了。他的船、全体水手及他本人都无一例外地葬身与海底。然而，他的失败丝毫没有圣地亚非拉哥那种威严，他的悲剧主要源于极端的自我膨胀，他的灵魂过于独立因而难以得救。这是一种近乎于自杀的自我中心主义模式。它有别于圣地亚哥表现出来的真正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确是非常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评价这个现象。个人主义既可能有肯定的意义，也可能有否定的意义。不可否认，无论亚哈还是圣地亚哥，他们的意志和追求都体现了个人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然而，前者的个人主义是一种自闭的自我中心的人格，意味着对他人、对社会乃至对所有生存意义的蔑视，因而在行为中表现为消极、暴虐和极权主义；而后者是的个人主义精神却是对生命的珍视，行为是果断和自觉的，也是积极的和人性的。因而可以说，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个人主义。事实上，“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包含着不同的意义。西方古典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个人主义精神，既包含着民主、自由精神的种子，也隐藏着走向自我中心和妄想狂的趋势。在文艺复兴时代，这两种倾向都得到了发展；而在宗教改革中个人主义了被赋予了终极道德的理性价值基础。新教精神实际上就是理性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个人主义的美德是：独立精神，正直的性格和维护自己的意见而不为外部力量所左右的那种意愿，对事业和自由的热爱，宽容和尊重其他的个人和他们的意见。还有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交往的那些品质：和蔼、谦逊，对邻人的善意怀有信心。个人主义精神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美国人的一种社会性格特征。疯独而偏执的亚哈与顽强而优雅的圣地亚哥———一个是狂放不羁地追求特立独行，反伦理反理智并导致纯粹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消极个人主义，另一个则是追求人个的自我实现，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并发展自由主义精神积极个人主义，美国作家笔下的两种个人主义都是美国精神，但从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两种精神属于人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了解这种不同，我们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