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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对独立自主的追求长期以来都是众多作家关注的题材,纳撒尼尔·霍桑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塑造的海丝特·白兰可以算是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典范。在海丝特漫长的抗争中,她不仅完成了自身的追求,而且通过自身的行为改变了周围人们的看法和社会的观念,从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和对社会的改造,这也许就是霍桑在对社会罪恶的认识和寻求社会的出路的过程中找到的最理想的道路。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霍桑的个人经历,他把这一重任赋予了女性,使海丝特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的英雄之一。长期以来女性题材备受中外作家的关注,他们热情讴歌女性的美丽善良,赞美她们追求独立自主的勇气和气魄以及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她们寄予了最美好的祝愿和希望。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不仅美丽善良,而且为了捍卫自己的爱情和追求独立自主以及争取获得社会的认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她的抗争是最为彻底的。在中国,我们有《红楼梦》中众多聪明能干的如水女儿,她们希望能做一个真正的人,拥有一份完美的爱情,她们为此也进行了抗争,但由于时代的限制,黛玉只能用眼泪和诗稿对黑暗的社会进行控诉直至献出生命。至于大观园中的其他女性,自杀是她们用来进行抗争的唯一方式。西方文学作品中的简·爱是女性独立自强的代表,但她在追求中不断地调整自己使自身符合当时社会淑女的标准,她是在与社会的不断妥协中前进的。她的努力虽然得到了回报,她与罗切斯特终成眷属,她继承了叔叔的遣产,终于获得了与罗切斯特平等的社会地位,但这些都是依赖社会的赐予, 只有海丝特是在与社会的主动抗争中不断成熟,在对自身遭遇进行思索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对社会的探索和改造。一在霍桑生活的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正蓬勃发展,残酷的剥削压榨和疯狂的侵略扩张将社会的阴暗残酷暴露无遗。通过朋友介绍,霍桑进入了一个极具反叛精神的圈子,其中的成员如爱默生、玛格丽特·富勒、梭罗都如他一般,反对新工业时代的现代主义。“霍桑对他周围新生的现代主义无动于衷,旧的世界的消亡令他感到兴奋,但他也非常反感新世界的粗俗。他在清教主义道德的崩溃中还能看到其中永恒的东西,然而在一个新的经济社会的国家中,一切对他来说都无足轻重。”[1](P231)在现代社会中他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建立之初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国精神的日渐消亡,所以在霍桑的文学创作中总是把作品的背景置于清教统治时期新英格兰的塞勒姆镇。另外,“霍桑一生对新英格兰社会和宗教历史的迷恋,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他的家庭背景。”[2](P267)霍桑家族从17世纪早期就居住在新英格兰,显赫的家族到19世纪迅速衰落。霍桑的父亲是一位船长,在他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是母亲独自一人在近乎隐居的景况下把他和姐妹们抚养成人。霍桑把这一切归结为家族罪孽的延伸。他的祖先威廉·霍桑和儿子约翰·霍桑曾参与过塞勒姆审巫案,迫害贵格会教徒及所谓的“巫师”。家族的罪恶使霍桑感到羞愧,他甚至将姓氏由Hathorne改为 H aw tho rne,少年和青年时代的遭遇促使了他对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关注,也使他在作品中执着于对社会罪恶的思索和寻求社会改良的道路。霍桑处在美国文学逐渐本土化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他和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作家都想要写出真正属于美国社会的作品。19世纪中期,“美国掀起‘废奴运动’,妇女乘势将争取女权的运动与废奴运动结合起来”[3] (P499),玛格丽特·富勒于1845年发表的《十九世纪的女性》一书中关于女性应享有政治、社会、经济、教育乃至性平等的观点在女性教育机会的提高、鼓励女性进行独立思考、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创作比以前的作品对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更为重视,“重视个人的外部(物质)活动,更重视个人的内心(精神)生活,重视向作为个体的人的天性之回归”[4](P315)。美国“文艺复兴”时代所体现的精神在霍桑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他的作品中体现出了人本主义和对女性的充分尊重。霍桑的女性思想和“个人主义”在《红字》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故事发生的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为清教势力所控制。当时一部分到达北美的欧洲移民“是因为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但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实行信教自由……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对于清教徒以外的新教徒,曾采取野蛮的高压政策。”[5](P14)清教在发展过程中因其需要与政治紧密联系,清教运动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相互利用和彼此影响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在早期新英格兰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在殖民地发展过程中清教逐渐失去了最初的积极因素而蜕变成为统治者进行独裁压制人的个性的工具。女主人公海丝特在追求个人的幸福、纯洁的爱情和被束缚的女性权力的过程中,抛弃了不幸婚姻的锁链,她触犯了清教社会关于婚姻、家庭的禁令,她的大胆叛逆即使在霍桑所生活的19世纪也是不被允许的,在17世纪清教统治下的新英格兰更是匪夷所思。海丝特的身上表现出了超前的女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也体现出霍桑敏感的触觉和对美国社会的密切的关注。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最初“海丝特只是不由自主地受热情的驱使”[6](P24),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思维定势,她为争取个人和女性权力迈出的第一步是无意识的。海丝特佩戴的作为通奸标记的红A字成为社会对她的惩罚的开始,也使她从一开始就独立于社会之外,成为她所生活社会的边缘人。霍桑在海丝特身上反映了自己的经历和相同的社会境遇以及对社会的不满。他在塞勒姆海关供职期间,淡化了政治在其中的影响,但最后自己还是成了党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丢掉了他在海关的工作,使全家人的生计成了问题。正如海丝特一样,霍桑也被孤立于他所属的社会之外成为一个边缘人,同时也获得了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在塞勒姆海关二楼上他将红字贴在自己胸前时感到一种“灼热的……但并非完全是肉体的激动感觉”[7](P32),此时霍桑在精神上已经与海丝特融为一体了。二最初海丝特只是在服饰上表现出她的叛逆,即使在刑台上她的服饰也显示出了非常符合时代品位却“大大超出殖民地节俭的规定”的华丽。然而在追求幸福和女性权力的过程中,社会的残酷惩罚成为促使海丝特思想发生极大变化的动因,她对自身的遭遇和社会的落后冷漠有了初步的认识。刑台上的惩罚并未如清教权威所期待的激起海丝特的罪恶感,更没有使她接受清教社会所宣扬的她所追求的与丁梅斯代尔之间纯洁的爱情是邪恶的观念。刑台上佩戴红字怀抱婴儿的海丝特使人联想到的是圣母的形象,海丝特胸前的红字光彩夺目,“具有魔力般的效果,解除了她与人类的一般关系,将她围困在自己的领域里”,让她体会到社会先驱的孤独。红字的佩戴是无声的反抗,也是海丝特对自己信念和尊严的捍卫,她拒绝向教会和世俗者说出情人的名字,却把他的名字戴在胸前。正如刑台前的那群家庭主妇所说,海丝特灵巧的双手给红字加上的“精致的刺绣和富于想象的花边”是“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的骄傲的维护,是对统治权威潜藏的蔑视”[8](P148)。尽管这地方对她已毫无欢乐可言,她也可以随时离开新英格兰,到世界上任何一片其它的土地上,在那里,她不必佩戴这耻辱的标记,也不会再有人因此而对她进行指责,但她毫不犹豫地留了下来,仿佛这儿就是“一座人间天堂”。海丝特在新英格兰的驻留是她思想的极大转变,她不再是被动忍耐逆来顺受,而是开始有了自己不同于社会传统的思想和判断标准。刑台是作为清教社会统治基础的父权制秩序的象征,海丝特孕育生命的过程就是对其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挑战,她在父权制和清教社会的夹缝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海丝特所处的清教社会不允许妇女拥有丝毫超出时代规范和传统观念的激进思想。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触犯的不仅有教会的信条,还有社会的法律以及统治者早已让人们所接受的婚姻、家庭和男权至上的观念。因此海丝特为自己超越时代规范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她不得不接受红字所带来的屈辱和孤立,刑台上的示众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七年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海丝特在孤寂和歧视中对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完成了由一位热情奔放、无忧无虑的年轻的家庭主妇向探索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