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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人类幸福的思想者的过渡。齐灵渥思从海丝特刑台示众那一刻起就出现在她和丁梅斯代尔面前。他的出现比周围人群的歧视和唾弃更具威胁,因为他俨然是整个社会和清教制度的象征,如影随形地跟随着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随时提醒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和社会对他们的惩罚。红字使海丝特从一开始就独立于社会和人群之外,也赋予了她彻底摆脱旧的锁链的能力,在漫长的岁月里齐灵渥思和他所代表的社会及制度无法再在思想上给她以任何影响和压制。在七年离群索居的日子里,就在齐灵渥思和他所代表的社会之中,海丝特形成和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个人主义”和女性权力的思想逐渐根置于她的脑海。就如霍桑用手中的笔对社会进行的剖析,海丝特卓越的艺术天赋——她的针线活也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在清教宣扬单调简朴生活的新英格兰,艺术品本身就是违反教会和世俗规则的奢侈品。但珠儿的服饰却总是用海丝特所能弄到的最华丽的布料,同时珠儿的服饰总能让人把她与红字联系起来,看到海丝特的影子。然而作为“活的红字”的珠儿让人联想到的却是清教社会中所缺乏的自然的天性和人们所向往的纯洁、真实,“透过也许会令一种比较苍白的美黯然失色的华丽服装,珠儿自身的美如此俏丽,在阴暗的茅屋地板上,她的周围有了一轮纯洁的光圈”[7](P90)。这是海丝特用自己特有的艺术天赋对社会无声的反抗和对教会与世俗权威的蔑视。海丝特用艺术摧毁了隔阂、等级和清规戒律,解除了对其女性存在的抑制,归还了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针线活出现在各种场合,总督的高绉领,军人的绶带,牧师法衣的镶边,这些高贵而神圣的地方都能见到她的刺绣。清教社会遗弃了她却无法离开她,海丝特为社会所不允许的艺术天赋却使她和她的艺术成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教会和世俗权威想要剥夺珠儿的抚养权的时候,海丝特为了挣回她作为一个女人和母亲的权力与他们进行了一次较量,这是海丝特第一次向惩罚她的教会和世俗统治者进行的公开的反抗和挑战,显示出在当时只能服从宗教社会权威毫无民主可言的男权社会里,妇女已日益走出了失语的沉默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也表现出海丝特的思想早已超越了她的时代和与她同时代的思想家。统治者的妥协和珠儿抚养权的获得是海丝特在专制的男权社会中的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是海丝特在思想上已趋于成熟,由一个被动的反抗者转变成了一个以女性性别的独特性来改变女性受歧视、受压制的地位的思想者和时代先驱的标志。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海丝特对身为教会和世俗统治集团的忠实成员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忠实拥护者的丁梅斯代尔的改变。身处权力中心的丁梅斯代尔因无法摆脱心中根深蒂固的清教传统,在心灵的煎熬中精神几近崩溃。在森林中海丝特取下了红字,勇敢地劝说丁梅斯代尔抛弃传统的锁链,和她一起奔向自由的天地开始新的生活。这是海丝特对压制剥夺她幸福的教会和社会权威进行的主动的回击,海丝特没有像男性审美理想中被神圣化的其他女性只是向男性奉献或牺牲,而是要在消除父权制男女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实现男女两性关系的新变动,这体现了海丝特女性意识的觉醒。海丝特已不再是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家庭主妇,她摆脱了传统的男性中心论和父权制象征秩序的压制,公开与统治权威较量,回击统治权威,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还给遭受痛苦的人们充当心灵的向导。在故事的结尾,佩戴红字的海丝特成为一位令人敬畏,受人尊重的女人, 解答妇女们心中疑难和解除她们精神痛苦的依靠,海丝特已成为“一个热烈而独立的女性,威胁到权威的清教制度和它严厉的道德法规”[9](P102) 三海丝特用她非凡的艺术天赋和勇气影响着传统的宗教和社会思想,她佩戴的红字成了她能干的标记。海丝特通过七年的斗争,以女性特有的勇气、坚韧和真诚,用自己的艺术和行为改变了周围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看法,从而达到了霍桑心中改良社会的目的。她也使视社会声誉为生命的丁梅斯代尔终于用自己的方式摆脱了心灵的重负,也摆脱了作为教会和世俗规则象征的齐灵渥思的束缚,在阳光下牵着她和珠儿的手一起走上了刑台,向他所属的教会和世俗社会承认了他们之间的秘密。海丝特胸前的A字和丁梅斯代尔名字的第一个字母D合在一起就是American Dream的缩写,当她与丁梅斯代尔和珠儿一起站在刑台上的时候,也就是海丝特,同时也是霍桑心中的梦想实现的时候。红字意义的改变标志着社会的传统观念的更改,海丝特一家在公众注视下走上刑台暗示着父权制象征秩序的打破,丁梅斯代尔的忏悔显示出统治集团内部的裂变,社会在海丝特的身上留下烙印,她也用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她在人世上的希望与寄托——珠儿,找到了她在尘世上的父亲,“当她的眼泪滴落在她父亲的面孔时,这泪水等于是一种承诺:她将在人类的苦和乐之中成长起来,永不再向世界开战,而是在其中成为一个女人”[7](P161)。珠儿也终于完成了作为活的红字的象征的使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拥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家庭。而且作为专制和夫权象征的齐灵渥思在临终前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珠儿,使她成为新大陆上最富有的女继承人,齐灵渥思的转变标志着整个清教社会统治基础的塌陷,同时这意味着在新大陆上,女性不再仅仅是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她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和幸福,对于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清教社会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挑战,这也正符合了十九世纪女权主义对财产权的要求。作为一个边缘人,霍桑对所处的社会充满了矛盾的心理。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使霍桑非常不满。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中是母亲引导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经过十二年后,“是伊利莎白·皮帕特一次对波士顿的访问结束了霍桑的幽闲生活……介绍他认识了索非亚(霍桑的妻子),劝导他加入了周六晚在苏珊·伯利女士家中聚会的超验主义团体”,[10](P227)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婚后妻子对他事业的支持以及对温馨家庭生活的热爱使霍桑比其他作家更能看到女性的坚韧、热情、聪慧、真诚以及她们对家庭的热爱和奉献,从而比其他作家更能关注社会所存在的女性问题,更关注女性的权利和地位。作为一位男性作家,他又无法成为一个完全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尤其是霍桑对温暖的家庭生活的向往使他抛弃了当时女权主义中一些激进的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海丝特不会成为一个完全的女权主义者的缘故。被社会看作是海丝特罪恶象征的珠儿,被霍桑描写成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小精灵,在描述珠儿的形象时,他甚至采用了在日志中对钟爱的女儿犹娜的记载,丝毫无法让人把她与罪恶联系起来。而且珍珠代表着最珍贵的和最古老的宝物,珠儿就象征着古老而无价的真挚爱情所带来的家庭温暖。正是这种充满矛盾情感和劝戒性的母女情结使海丝特免于陷入令人窒息的绝望和变成女权主义团体的女预言家,因为她被剥夺的一切令人吃惊地在她的女儿身上又获得了海丝特无声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们和身旁属于教会和世俗统治中心的两个男性,也改变了自己和珠儿在社会中的地位。但霍桑并不希望海丝特成为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改良家,因此海丝特最后没能成为“女预言家”。霍桑对社会的种种弊端表示了愤懑,对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力、个人的尊严和民主平等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表示了赞赏。海丝特为了保持自己的个性获得女性的平等和权力,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情,即使在她死后, 清教社会依然忘不了给她佩带上惩罚的标志,“在墓碑的黑底上,画着红色的字母A”。[7](P264)这再次显示了清教社会对女性和人的个性压制的残酷。但另一方面,也象征着海丝特的思想和勇气永不泯灭,她的影响将永远驻留在新英格兰甚至整个美利坚的大地上。“尽管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海丝特和她女儿……的故事也给十九世纪美国关于财产、家庭的道德和经济传统贴上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标记。”[11] 正如尼娜·贝姆所说,“在海丝特这个形象中,霍桑塑造了美国小说中的第一个真正的女主角,同时也是其中永远的英雄之一。”[12](P62)霍桑期望女性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女性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进而改变周围的人群和社会,使社会不断地进步和完善,这也许就是霍桑心中最理想的社会改良道路。霍桑把这一艰难而沉重的任务赋予了女性,在他的心中,女性的勇气和责任感使她们成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最合适的人选。霍桑把自己对社会的探求和改造的愿望都体现在海丝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