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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他的上流社会的思想意识,事实上认可了家庭内的专制,然而在他的叙事中, 这种专制暴行的种种日常细节表现在他的眼中却又显得如此异样和反常。当洛克伍德初访山庄时,他用源于维多利亚时代观念的陈词滥调,把山庄说成是逃避外部世界严酷竞争的避难所。他对希斯克利夫的恭维和赞许“有您一家人围着您,还有您可爱的夫人,您的心灵上的主宰 ——”,却与他描述的景象截然相反。他终于意识到, 人们习以为常的山庄的家庭氛围是不真实的。可是在他醒悟之后,仍然试图去理解眼前的家庭景象。他以为哈里顿是“这位慈善的天仙的有福气的占有者”,然而可悲的是,他的第二次尝试同样是谬误百出。而希斯克利夫尖酸刻薄的回答“我们两个都没那种福气占有你的这位好天仙”,却一语道中事情的实质,因为按照法律希斯克利夫才是自己儿媳妇的主人。洛克伍德所描述的山庄家庭实景是符合当时的家庭观念的。他的期望强调了理想家庭的一个方面: 和睦的家庭,操持家务的是仁慈的仙女,她服从自己丈夫、父兄或公公的合法的经济上的控制,得到的回报则是持家巧妇在餐桌旁安排茶点的权力。但是,洛克伍德亲眼目睹的,或是两位凯瑟琳与伊莎贝拉所亲身经历的山庄家庭现实,却强调了这个典型家族世界的另一面:交换的不平等和这个制度内含的暴虐。艾米莉·勃朗蒂对小说中哥特式故事所做改动的一个主要成就,是将家族世界作为哥特式传奇的创作来源。哥特类型与家庭类型小说在结构上的延续性,还可以从另一方面看出来,那就是作者让书中第二代人重演第一代人故事的手法。《呼啸山庄》将同一个故事讲述了两遍,重复导致故事情节的被弱化,故事的后半部中凯茜与哈里顿·恩萧之间的风流韵事似乎也不免落入俗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并不是简单地重复相同的故事,而是有所改动和修正,将第一代人的哥特式故事改写成家庭类型的故事。那么对故事的重复和改写的意义又何在呢?不可否认的是改写导致作品力量的丧失,而失去力量就意味着虚假,意味着向妥协和折衷退却。因为作者利用哥特类型,是为了让它服务于而不是破坏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最终以“确立一种规范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名义,来平抑淡化小说中的哥特式特点或奇异怪诞的特色[5]。到小说结束时,“呼啸山庄之地狱,已经变成了画眉田庄之天堂;家长式统治的历史再次得到解释、刷新和恢复,而19世纪也可以真正地开始了。”[6] 甚至还有人以更为肯定的态度,将小说的修正看作是作者提供了一个进化的“历史版本,这个版本更加女性化和更为平等,在这样的历史中妇女不再是家长权威的牺牲品”[7]。如果以这样一些观点来阅读《呼啸山庄》,那么它就是一部顺应居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和性意识的作品,或者是对这样的思想意识发出抗议和要求革新的作品,二者必居其一。可是,如果我们联系到小说中出现的“女性权威” 和19世纪文学中的女性化现象来研究作品,由哥特类型转变为家庭浪漫文学的故事发展趋势,就会得出更为多样化的结论。这会使人联想起“将写作与女性作用相联系而不是相对立的观点”的形成过程,而且这种观点“鼓励妇女职业写作的发展”[8]。由此看来, 女性作家只有同意局限于文化认可的女性领地之内, 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这一始于18世纪小说的文学女性化过程,越来越将文学定义为“政治竞技场之外的一种特殊类别,它对世界的影响如同妇女的影响一样是间接的”[9]。尤其是求婚和家庭生活小说的出现,使得女性体验和女性感觉获得了新的价值和含义。女性体验几乎一跃而获得在文学领域的完全中心化的地位,同时相对政治而言已被完全地边缘化了。女性作家似乎被置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任何想进入这样一块文学领地的女性必须作出抉择:她可以接受社会普遍认可的关于女性的定义,并在这个定义的范围内写作;她也可以拒绝所有那些对妇女的限制, 逃脱或者超越那些限制,或是进行斗争和反抗。也许《呼啸山庄》以自己混合和并列重叠的文学类型,接受并运用了所有这些策略。小说修改后的双重故事情节,不仅包含了从哥特式的逃避或抗争的类型,到家庭的顺从的类型这样一种直接转变,而且它的类型转变与两代人之间的转换,也是女性哥特式倾向在结构上的体现,这一倾向的作用在于“让妇女们确信,她们不会像她们的母亲那样成为牺牲品”[10]。小说的收场似乎趋向于维多利亚时代家庭式小说的传统结局:家庭财产的归还,遭破坏的家庭稳定得以恢复,受到保护的理想核心家庭的诞生,以及家庭幸福得以延续的暗示。小说中两代人的故事在从哥特类型向家庭类型转变的过程中,哥特式并非是简单地消失了,也不是由于作家耗尽心力而写不出来了。在希斯克利夫这个跨越两代人时空的人物身上,依然保留着哥特式的特色。在家庭类型的故事情节趋于最终结局之时,他的恋尸癖和追求来世的情结却表露得更为清楚。他与凯瑟琳所表现出的影响力,一种具有哥特色彩的力量,甚至超越了凯茜-哈里顿故事的局限而延续到故事之外。小说以“传统的”家庭浪漫史为结束,然而这种家庭浪漫史不仅改写了最初的哥特式情节,而且也是家庭类型故事的一种修正的形式。在故事结束时,凯茜已经有了先前的痛苦经历,那是一种由于家长式宗法制度、家庭结构和针对妇女的世俗观念所造成的使人软弱无力的痛苦体验。如今她学会了运用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就蕴藏于她自身的聪明才智之中。她可以使用父亲的图书馆,由此获得的书本知识赋予她力量与希斯克利夫进行抗争。她既能用巧妙的措辞和他争辩,又能在书中找到藏匿之处,寻求自己想象中的自由。后来她又帮助哈里顿读书并从书中吸取力量, 使他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能掌握实用技巧,来争得自己生来具有的权利。凯茜对哈里顿的教化,是18和 19世纪小说里常见景观的一个有趣的变体,而在当时的小说中都是一位男性人物将开启智慧的阅读提供给一个“无知的”,然而却是可教的女性。正如简· 爱回到残疾的罗切斯特身边以后,她的眼睛成为罗切斯特的眼睛,她也成为失明后的罗切斯特的引路人, 从而完成了角色的颠倒一样,凯茜与哈里顿的角色颠倒,开创了女性引导男性的先例。有趣的是,凯茜使自己的表兄得到教化或使其“女性化”的过程,和希斯克利夫最后落入魔障而无法实现其完全控制山庄和田庄的企图的过程,竟然是相互一致并行不悖的。在小说的结尾,凯茜即将重获遗产的控制权。虽然按照当时的法律,婚后她必须将所有财产交还给自己丈夫, 但是哈里顿的世袭财产是经过女性之手才得以归还, 至少是有着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的。如同简·爱的遗产一样,凯茜财产的回归,使得婚姻双方的力量趋于平衡,双方的平等也成为可能。婚姻中女性在经济上某种程度的独立,似乎成为这两本小说结尾中的试婚或同居的先决条件。小说是作者以不同的视野看待现实世界的一种尝试。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支配力、才能、活力,并不是男性独占的品质,而且这些品质也未必就是具有主流优势的品质。小说从家长式专制、男性竞争、家庭禁锢的主题, 转变到凯茜与哈里顿之间求婚及同居的主题,从哥特类型的故事,转变到修正了的家庭浪漫史。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小说既参与,又顺应了文学女性化和文化拓展的趋势。尤为可贵的是,艾米莉·勃朗蒂的创作不仅反映或体现了这一过程,而且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小说中叙事的离散、时间的错位、故事类型的混杂以及作者对故事发生年代的移位,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孕育出这样一部作品,它探索小说发展变化的模式,描画家庭新形式的萌芽。维多利亚小说是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家庭式小说,这一特有的小说形式的出现导致了《呼啸山庄》的问世。该小说类型的混杂性强调了这一新兴的小说形式与哥特类型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使现实主义家庭小说中的浪漫主义色彩显得更为醒目。凯茜与哈里顿的习俗化了的爱情故事,是家庭浪漫故事的一个极端简化版,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类故事的表现手法和技巧的揭示和探索。也可以说,凯茜-哈里顿故事中自我意识的理想化,将整个小说故事中以及故事表现的类型中所蕴含的意识,甚至是作者的思维取向同时揭示于众。《呼啸山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