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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很久以来人们都把《简·爱》看作是激进的女性主义的典范之作。然而纵观作品,可以发现它的叙述进程是逐渐趋向平静的,从盖茨海德阶段情绪化的言辞到在劳渥德期间抑制和简化的话语,再到桑菲尔德及以后的时光里的“沉默”的叙述过程。这样的叙述使得作品在个人意愿和社会话语权力之间获得了平衡。 1847年《简·爱》一发表,就吸引了众多评论家的目光。而且,批评家们也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降低对它的热情。1893年成立了勃朗特学会,几乎每年都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1895年勃朗特纪念馆在霍渥斯镇开幕, 参观者一直络绎不绝。这些都在说明一件事情,即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值得持续关注的作品。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816-1855)这位女作家笔下的《简·爱》中个性十足的女主人公,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争取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平等的意识,使其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光彩照人的叛逆女性形象。这样其作品也作为女性意识的先觉者而历来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列为范本。然而,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几乎没有参与社会话语的权力,她的那些具有叛逆性的言辞又是如何被接受的呢?尽管有的评论家并不看好这部作品,但是很多当时的权威人物,如萨克雷就给予作品很高的评价。而且,当时的读者也特别喜欢这部作品,仅仅两个月就再版了。如果她的作品真的特别具有叛逆性,那么,她的叙述是怎样在社会权威与个人的意愿之间获得平衡的呢? 《简·爱》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视角进行叙述“,但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无论‘我’是主人公还是旁观者),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前者称为“叙述自我”,后者称为“经验自我。”[1](P223)从《简·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两种叙述声音。如简在反抗里德蛮横无理的行为时,简完全是八九岁小孩子的口吻,属“经验自我”;但她向劳埃德先生讲述自己的被关进红屋子的经历时,她用长大成人后的分析性的口吻“:孩子们能够感觉,可是不能分析他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即使在脑子里能够分析一部分,也还是不知道该怎么把分析的结果用言语表达出来。”[2](P16) 这两种口吻在小说中并不永远是两条平行线,我们看到,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两个“自我”合而为一。《简·爱》以她被排除在里德一家交流场景之外开始了她的叙述“:伊丽莎、约翰和乔奇安娜·里德,这时候都在休憩室里,正簇拥在他们的母亲周围,她斜靠在炉边的沙发上,心爱的儿女都在身旁(这忽儿既不争吵,又不哭闹),看上去很是快活。”[2](P1)孩子们围绕着里德夫人, 这一家人团团围坐的情景不禁引起外人加入其中的欲望。然而“,找个地方坐下来”,里德夫人说“,不会说讨人喜欢的话,就别多嘴。”[2](P2) 简·爱没有权力与里德一家享受聚会的快乐,但事实上,她似乎从阅读的沉默的孤独中找到了乐趣,并且非常不希望有人打扰她。但即使是这一点小小的要求都难以被满足———约翰的到来打破了她宁静的自由。尽管她曾奋力反抗里德一家,那是因为她曾经尽最大努力讨好别人,但没有被人承认。随着简·爱说出童年时代的宣言“我必须说话”,她决心自己讲述她的故事,为她的生活辩护。她的强烈的希望被承认、被重视的欲望支持着她为公平而战。然而,即使她有机会自我陈述也不见得就能获得预期的效果。她从“红屋子事件”中醒来时“,觉察到有人在摆弄我,……从前从来没有人这样爱护地抱过我或者扶过我, 我把头靠在枕头上,或者是靠在谁的胳膊上,觉得很舒服。”[2](P11)这样一位“陌生人”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宽慰和一种令人安心的信念,深信自己得到了保护,安全了。”[2](P11)在得到温暖庇护时,她也希望为自己正名。简抓住机会告诉药剂师劳埃德先生她被扔进红房子和生病的遭遇,她希望这位非桑菲尔德的贵人能安慰她以减轻她的痛苦。而劳埃德先生认为她有“一位仁慈的舅妈, 还有表兄表姐”。[2](P16)白茜也坚持与里德一家一致的 “官方意见”,即简是“摔倒了”。简顽强地坚守自己的阵地“:可是约翰·里德把我打到,我舅妈把我关在红屋子里,”而她的盟友只说“你不觉得盖茨海德府是一所非常美丽的房子吗?”“你有这么好的房子住,还不很高兴吗?” 而且劳埃德认为“这孩子该换换环境,换换空气,”原因是 “神经不很好。”[2](P16)然而简的决心反抗以保护自己的神经是最健康不过的神经。简在盖茨海德部分的话语有情绪化的倾向。她被关进红屋子的叙述是不成熟的和无效的,因为她的声音完全被愤怒的激情所控制,她此时专注于发泄情绪而不是交流。《简·爱》经常把夸张等修辞性因素融入到叙述中去,好像所有的叙述都是用来发泄情绪的。甚至有学者说“,作为女主角,简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屏弃维多利亚时代的真理,即儿童尤其是女孩,都天生的天真无邪,而天真就是美德,好处就是坚忍的谦卑。”[3](P4) 在劳渥德,简·爱告诉海伦·彭斯她的故事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得到她所期望的亲密的信任关系。海伦对简·爱的仇视里德一家表现出“不想再跟我多谈,而情愿和自己的思想交谈。”简的自我地位还是没有确立起来。布洛克尔赫斯特向她的同学宣布“避免和她在一起, 不许她参加你们的游戏,不许她和你们说话。”[2](P50)谭波尔小姐以友善的家长式的态度鼓励她“:犯人受到了控告,他总是允许为自己辩护的。人家责备你撒谎;在我面前,尽量为自己辩护吧。”[2](P54)简再次得到了自我辩护的机会,而且似乎胜利了。她得以与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共处一室还有美味的食品作为奖赏。然而事请并非如此简单。谭波尔小姐在彻底为简正名之前,她需要劳埃德先生的证实,而且,接下来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主要存在于谭波尔与海伦之间,而不是她与谭波尔之间。尽管她得到了期待的公平和自己的清白,但是简的整个晚上都用来观察“她(谭波尔)和海伦之间的交谈。”与小说中盖茨海德部分的激情叙述相比,在劳渥德和早期桑菲尔德部分的叙述则强调的是对那种激情的抑制。她生活在谭波尔和海伦·彭斯的影子里,少了盖茨海德阶段愤怒,显得更平静。在谭波尔小姐和海伦·彭斯的引导下,简自己也意识到“抑制和简化了一下的”话“听起来更真实可靠(54)。” 这也是简性格发展的过程。波恩海莫(Bodenheimer)认为这“标志着简的叙述风格社会化了;她意识到对条理,措辞和语调要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的力量。”[4](P387-482,391)在她的引导下,简爱不仅学到了广博的知识,完善了自身的道德情操,而且,同时在谭波尔身上同时感受到了母亲般的爱和友情。从盖茨海德到离开劳渥德阶段,简的过于情绪化的感觉变得逐渐清晰。过分激动的叙述无法被认可,渐渐地,她学会了交流。简与罗切斯特最初的关系就是从愉快的交流开始的。当罗切斯特想要进行交流时“,不要把椅子拉得再远了,爱小姐,就坐在我放的地方———这是说,如果你高兴的话。”在罗切斯特看来“,引你说话,更多地了解了解你,这将会使我高兴。”[2](P104) 用对话来交流思想,最后界定了简与罗切斯特之间的理想关系。正如小说的结尾处所强调的“,我相信,我们是整天谈着话。互相交谈只不过是一种比较活跃的, 一种可以听见的思考罢了。”[2](P372)通过交流她实现了自我地位的确立,在盖茨海德和劳渥德她没有交流的能力与机会,无法为自己正名。伯莎作为夹杂在“角色”中的疯女人,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无法获得与人交流的机会,从而也无法为自己辩护。“克里斯蒂娃指出,在基督教文化里上帝、话语与书写构成了新的‘三位一体(the Trinity)’,而妇女只是被书写的符号或象征。她们既被视为‘莉莉芙(lilith)’或巴比伦之妓女,又被升华为圣女或圣母,但都远离女性的真实存在。在父权制象征秩序里,妇女不仅被摒弃于知识与权力之外,而且被拒斥于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