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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阶段都伴随以自我发展和自我调整,并未有让其走向极端,作品在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同时,又戒绝激进的女性主义。例如,简·爱与罗彻斯特相爱的最主要障碍是他的疯妻。罗彻斯特因受骗娶了一个疯女人为妻,这样不人道的婚姻维持了15年之久却不准离婚,作者通过这样的故事情节显然是对英国婚姻制度的批判。然而,当罗彻斯特与伯莎的婚姻真相被揭穿后,罗提议到法国去过同居生活,但简·爱拒绝了。简·爱的拒婚和出走历来被看作是对独立人格和尊严的追求,其实这是一种读法。从另一角度看,作者没有让简·爱与罗彻斯特一道去挑战和冲破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而是选择了出走而后等待,直到他们爱情的主要障碍———伯莎被烧死,简·爱才又重新回到罗的身边,与之结成夫妻,这一切又表现了简·爱维护传统,听天由命的一面。小说在处理类似这样的问题时,既注意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又留神不违背生活自身逻辑的那种现实感。二《简·爱》的矛盾性还体现在精神上的平等与物质上的平等之间的困惑。《简·爱》对男性的统治地位进行挑战,对传统的以物质因素,如金钱、地位、出身等来划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的作法提出质疑,提出抛开物质因素人与人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如当简·爱误认为罗彻斯特要和布兰奇结婚而又想让她留下时激愤地说“: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你以为我穷、低微,就没有灵魂吗?我的灵魂同你一样。我们是平等的。” [6](P205)但这种平等的要求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穷, 社会地位低微而激起的自尊要求,是因为现实中的不平等而执著地向往平等。这毕竟是一个家庭教师与她的主人相爱,尽管简·爱不在乎罗彻斯特的金钱地位,更没有把他们之间的爱情当作跨入贵族社会的阶梯,在她成为罗的未婚妻时,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自我, 坚持自己人格的独立,然而,作者本人又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由物质因素引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也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精神上的不平等。我们看到,一无所有的简·爱无法接受物质方面的大量的恩惠,她的爱的心灵时时感到不堪重负。当罗彻斯特对她百般宠爱,为她购置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时,她觉得自己像个被苏丹王恩宠的奴隶“,一种烦恼和堕落的感觉烧得我双颊发烫。”她反对罗彻斯特称自己为“天使”,也讨厌自己被他“打扮成一个玩偶”。当自己被戏称为 “罗彻斯特夫人”时,简·爱更是感到一种“恐慌”;为保持人格的独立,她还声明自己在婚前仍以教书为生, 自食其力。她在给马德拉的信中写道“:要是将来有一天我能够为罗彻斯特先生的财产增加一点份额的话,那我现在接受他的供养也就可以更为安心了。” [6](P219)作者的困惑在于:精神上的平等与物质上的平等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平等?精神平等是否能超越物质的不平等而成为现实的平等?女主人公在这种物质平等与精神平等的矛盾中挣扎,而最终经济上的独立使她感到自己已成为真正的主人。当简· 爱继承了叔叔的遗产,变成了有实力、被依赖的强者时,她神采飞扬地说“:我有钱了。要是你不让我跟你住在一块儿,我可以在你家旁边造一所房子。你晚上要人陪伴时,可以来我客厅里坐坐。”“我不但有钱,而且是独立的,我自己可以作主了。” [6](P357)可见,在作者的潜意识中,女性人格的独立仍然是建立在物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不少人认为简·爱继承财产而后与罗彻斯特结合是一种败笔,落入了陈旧婚姻观的窠臼, 但笔者认为这正是作者现实主义力量所存之处。作品传达出了这样的精神实质:没有独立人格与经济基础的妇女,都难以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这一情节在表面上是浪漫的,但在深层之处却是现实的、深刻的、富有洞察力的。三《简·爱》的矛盾性还体现在女主人公简·爱矛盾分裂的人格上:一方面想成为父权制文化长期所推崇的,代表精神的善的妇女形象;另一方面又渴望摆脱传统的文化礼教的束缚,实现自己内心真实的愿望。在传统的英国小说中,女主人公不是被描写成美丽善良、温顺的天使,就是被塑造成伪善、怪诞的女魔王。 19世纪的理想女性往往都长着安琪儿般的脸蛋,性格内向、温顺,并且总是愿意为男人无私奉献。而“魔女”则是那些不甘心无私奉献的女人,是那些拒绝男性权威为她们准备好的屈从角色的女人。《简·爱》中的几位主要女性形象就落入“天使”与“魔女”的两种模式:海伦和谭波尔小姐为天使的化身,因为她们对特权阶层表现出极大的耐心,而且她们的行为也处处受到传统的文化礼教的束缚。而伯莎似应被归为魔女的一类,因为她拒绝服从男主人公,且对他有很大的威胁。简·爱对照自身和上述两种角色时,既不对传统的天使完全否定,也不对叛逆的魔女完全肯定。在简·爱的身上“天使”与“魔女”的角色都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前者体现了简·爱理智与约束,以及对传统的遵循的一面;而伯莎既象征性地反映了简·爱受压迫和束缚的处境,又表达了简·爱的“疯狂情感欲望和潜在造反心理”,因而被看成是简·爱的补充。简·爱充满矛盾的情感实际上是作者的自身感受,是作者分裂的自我的体现。在19世纪西方文学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作家基本上是在男性作家的夹缝中艰难地进行着写作。女性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书写女性的形象,女性的形象都是由男性创造出来的。对女性作家而言,要摆脱男性中心主义的禁锢,就必须首先突破男性文本(masculine text)的模式和标准,修正、解构、重构那些从男性文学承袭下来的女性形象。但女性作家要跨越父权文化为她们设置的界限,重新书写女性形象,就势必遭到来自男性中心主义文学标准的猛烈批评,这些作品的价值更无法获得公正的评价, 甚至被打入冷宫,销声匿迹。因为按照男性文本提供的女性形象范本,她们笔下追求独立个性、向往自由的女性形象显然是不符合标准的。为了真正能够脱离男性文本模式和文学标准,女作家大都虚构出一位 “疯女人”的形象,藉此来篡改男性文本。她们一面与男性权威强加给她们的界定建立同一关系,一面又对它暗中修改,塑造出作为主人公对立面的疯癫形象, 让这些疯癫形象充当那些安分守己的自我的社会替身。在文本中,她们建构起一套对立模式:即从正面表现社会可以接受的“天使”,从反面表现自己的秘密欲望(魔女)。“只有这样,女性作家才能在她们自身独有的分裂的女性感情上找到平衡”, [8](P77)使她们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如焦虑、愤怒、恐惧等得以宣泄。天使与魔女、温善的女人与咆哮的疯女人,这种矛盾综合在一起的女性形象正是勃朗特心目中自我形象的几个方面,她希望以这种超越“天使—魔女”固定模式的第三种形象,为女性的身份角色的认同找到一条出路。四作为西方文化积淀的圣经对《简·爱》的创作影响殊深,作者反复引用圣经典故多达40多处,遍布全书各个部分,从简·爱形象的塑造、罗彻斯特的命运、小说的高潮与结局等方面来看都蕴涵了浓郁的圣经情结。自《简·爱》问世以来,人们对作者及其创作文本的思想倾向问题争论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简· 爱》究竟是离经叛道之作还是恪守基督教教义之作。如作家伊丽莎白·里格比认为“:整个说来《,简·爱》是一部突出的反基督教作品。” [9](P140)而女评论家戴维· 塞西尔则认为“:夏洛蒂·勃朗特不仅仅是个道德家, 还是个清教道德家。” [9](P315)但从小说的内容来看,这些观点都失之偏颇,因为小说不仅带有鲜明的基督教意味,也有浓厚的反基督教色彩。如简·爱与罗彻斯特的爱情故事就经历了从“失乐园”到“复乐园”的演变,与圣经的原型意象遥相呼应。勃朗特笔下的桑菲尔德花园是伊甸园场景的再现。首先走进这个“伊甸园”的是渴望着更充实更丰富的人生的简·爱,一如伊甸园里的夏娃,虽然无忧无虑,却也蒙昧无知。罗彻斯特悄然走进了花园,他要以亚当的权柄来收服这个闯入伊甸园的女人。他以上帝创世的名义,让简·爱倾吐出她内心的爱情,他以亚当的身份获得了现代夏娃对他的归顺。然而,这个貌似伊甸园场景的花园背后却隐藏了一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