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族制,也不是民主制,而是一种Polity (政体) ———他界定为一种介于寡头制和民主制之间的中间国家形态。一种中等阶级控制下的国家, 但亚里士多德有意确保这个阶级成员保持相当的多数,因为他倡导防止财富集中的方案。他维护财产私有制,但他反对积累超过理智生活所必需的财富。他建议,政府要为穷人供应钱财,让他们购置小块田地或“开创商业和农业”,从而促进他们兴旺和自尊。这和我们常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十分相近。在这里,我们再具体介绍一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概念中的中庸观念:什么是唯理(性)的态度? 亚历士多德说,是居中于两个极端之间。例如,勇敢是蛮横和怯懦的中庸,豪爽是浪费和贪婪的中庸,谦虚是羞怯和无耻的中庸。这种中庸并不是对每一个人和在一切情况下都一样, 它以我们自己为准,是由理性所确定或者像一个正直的人会予以确定的那样。什么是道德行为,要由正直的人来决定,有德性的人是万物的标准和尺度; 他判断事物正确, 能在每一种情况下看清真理。[ 3 ]93这一中庸观念在跨越了近千年的时间隧道之后,又重新在英国学者那里生根、发芽,并在那里结出的丰硕的果实,产生了《利维坦》这样一部思辨严谨、说服力很强的伟大著作。二、《利维坦》之中庸观 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人类社会的新时代,把社会推向了近代史的阶段。那个风起云涌、革旧创新的大时代,在欧洲,特别是在英国,造就了一批向旧制度冲击、为新制度呐喊的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1679年)就是其中最早、最重要的一个。霍布斯在他的一本《自传》中说,他是他母亲的一对孪生子之一,另一个叫做“恐惧”。他生性胆小怕事,在他一生的许多行动中,确有一些事实可资印证。1640 年短期国会解散,长期国会尚未召开之前,王权与国会的冲突日趋激化,武装冲突的阴云密布。霍布斯害怕纷争和内战,写了一篇维护王权以求得和平的文章,引起国会派极大不满。霍布斯见势不妙,惧而出亡巴黎。1651 年他在巴黎写成《利维坦》一书。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述及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书,意在用以比喻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正说明《利维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关于国家论的专著。一个人,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达到恰当的限度,他的内部就达到和谐,在精神上很健康。一个社会也同样,其中各式各样的人的一切欲望和情感,都满足和表现到恰当的限度,这个社会的内部就达到和谐,安定而有秩序。《利维坦》就是霍布斯试图用以说明,我们该如何达到和谐、中庸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幅社会肌体解剖图。简而言之,每个具有不同意志与愿望的个体的人,必须放弃一部分权力(利) ,以达成国家主权有效地行使国家的各项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全, 人民的安居,民生的康健和社会的稳定。《利维坦》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体,主要描述自然状态中人们在幸或不幸的生活中都享有 “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又都有渴望和平、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人们出于理性,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 。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则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他就是国家。这一观点与《中庸》是极为契合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不就是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类的真实表情吗?“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在中国语境中强调的是个人的情感、欲望表达不要太过分,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则被具体化为人们从理性出发,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以求得和平生活。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换成霍布斯式的语言,就是指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各自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力,并把这一权力交给被称作“国家”的这个最高人格。霍布斯说: “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 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 4 ]128“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换句话说,国家这个伟大的上帝不是负有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对内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并能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致富的庄严使命吗? 同样地,孔子也有过类似的看法,由于封建竞争的灾难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孔子鼓吹恢复王国的中央权力,不过要与合理的权力分配相结合。他设想理想的国家是一种仁慈的家长式统治,统治者不仅治理百姓,而且要树立行为的榜样,让百姓效仿。他不赞成平等,更不赞成民主,他想使统治者在执政中选择高标准的官员来建立天才的贵族统治。整个国家的兴旺应该依靠每一个村庄的康乐,而普通百姓与上层的官员们共同努力就能国泰民安。霍布斯这种冷静客观的理性主义反映在他的散文风格上———直率无华、坚实、甚至枯干,可以说做到了内容与形式完全一致的地步。下定决心抛弃一切夸大、枝蔓、臃肿的文风,回到原始的纯洁与简短,有几件事,说几句话, 学会要求每个成员发言要紧凑、朴素、自然;说话要正面直接,思想要明朗,自然流畅,尽量做到把一切都说得接近于数学的明确性,宁用工匠、农民、商贩的语言,不用才子、学者的语言。这样的文风是符合时代的需要的,符合民族利益的,可以把英国变成“实验知识的国土”,而且,这样的文风恰恰完美地体现了中庸的精神内核,它的简洁、晓畅, 明白,直截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中庸的意味,不过激,不浮夸,也不软弱。这一点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墨子的看法十分接近。墨子主张“非攻”,反对各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他的思想,就其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看法来说,是提倡质朴和实用,所以对一切语言文字的表达,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以道理说服人,反对无益于实用的修饰与文采。《墨子》一书的风格,也正是如此。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霍布斯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建立在对社会稳定极度关注的经验主义之上的,饱经战乱和流亡之苦的霍布斯极其冷静而敏锐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人类如此易于陷入盲从和狂热,那么,不遗余力地追求和平以及如何有效地实现和平的社会制度与立场就成了他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只有用强有力的国家主权的力量才能制服可能导致互相争斗、恐惧不安的自然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他的思考对18世纪产生巨大影响的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大有启发。三、英国国民的典范伊丽莎白女王之中庸观　　在英国历史上,还有一位卓越的女政治家,以其灵活、机敏的应对策略、平和中庸的治国手段避免了使国家再次发生宗教纷争、流血冲突,使得历代史学家对她的政绩大书特书。她就是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伊丽莎白本人和她的父亲、祖父一样,不为某种宗教信仰所干扰,而且她特别富有政治远见。都铎王朝那种能为人们所接受的专制主义,正是靠着这种政治见识建立起来的。她在解决教会问题时,注意到尽量少得罪人。教义的规定故意弄得模棱两可,有关教堂礼拜仪式部分的行文措辞谨慎,以便使几种不同的解释都似乎同样能讲得通。她还促使新教同君主政体和都铎王朝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完全和谐一致,乡村里的牧师成了乡绅的亲密盟友,而且几乎像治安官一样,成了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伊丽莎白就成了一个处境绝佳的君主,无论在气质上, 还是在理智上,她都与时代的情趣与需要和谐协调。她着意依靠平民的广泛支持,对贵族的任何强大派别的崛起严加防范。在16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内,她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人物,英明的君主。在这个时期中,国家最进步阶级的真正利益,也就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并且表现为民族本身的利益。自古以来,女人当政已是少见,当政而又治理得当尤其罕见,治理得当而又经久不衰更是前无古人。然而这位女王统治了44年,朝政依然靖明———从另一角度来说,伊丽莎白造就并维持的和平也是值得钦佩的。这就是说,这一和平的获得,不是来自她那个时代的和平倾向,而是来自伊丽莎白处事谨慎和治理得法。她的这种和平愿望,以及这种愿望的实现,是她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时代的幸事,是与女性相称,并于她的良心有益的。综上所述,英国的确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务实、练达, 富于妥协与协作精神的民族,由于他们的务实、高效,英国一跃从原本只占据着欧陆边缘的蕞尔小国成了被誉为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足见英国国民性中可资借鉴的某些优良因子的确存在。四、几点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