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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汉英两种语言的巨大差异,以及诗歌的特殊形式,意味着两者语言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译性。翻译古诗词时,在很多情况下,应发挥创造性———应根据诗歌意境、英语翻译论文作者意图,或解释大意,或表达寓意,或转换辞格,或改变搭配词语等等。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当直译原诗意象不能再现原诗意境时，就要进行意象重构。但意象重构不翻译能脱离原文语境，用以重构意象的词语必须与语篇中其它相关意象词语形成语意连贯。
关键词：古典诗歌翻译；不可译性；创作；意象重构
一、引言
译文（译者）是否忠实于原文（作者），一直以来都是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尺，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忠实观念根深蒂固，它被认为是维系传统的关于翻译是否可能的核心概念之一。而女性主义翻译则将“性别角色”引入到翻译中，拓展了翻译的研究空间，更新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翻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重新描述，彻底颠覆了传统翻译中的忠实、对等观点。
二、传统的翻译忠实观
“忠实”一直是翻译研究过程中的焦点问题。传统意义上对“忠实”的理解是以哲学的“二元论”为依据的。传统语言哲学下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从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的机械转换。持有此种观念的理论家们主张译文必须与原文形成完全的对等——不但在词汇、句法、概念上，而且还要在风格、形式、文体上——这就是所谓的对原文的忠实。传统的对等、忠实的翻译绝对不允许有“背叛”于原文的任何痕迹出现，在这样的译论指导下，译者成为了背负着对等的各种条条框框的两种文字之间的渡船夫。翻译被认为是原文的拷贝、翻版，而原文则是权威的、永恒的、不可替代的。正如加拿大著名翻译理论家 Sherry Simon 所说，“在传统的翻译理念中，翻译被看做是文本意义的一种语言间的完全的、绝对的转换，是一种再加工的过程。”（Simon, 1996）由于原文本的意义被认为是确定的、无法改变的权威，那么翻译过程沦为纯语言学层面上的字、词、句、意的转换也就理所当然了。
结构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关系结构的整体，都有结构模式。结构决定事物的本质，而研究事物的本质在于研究事物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关照下的传统译论将原文与译文视为对立的两元，认为前者的形成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过程，而后者的产生则是派生的，处于从属地位。有人用“主仆关系”来形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由此，译文的好坏便以是否忠实于原文，对等于原文而论，这样的忠实观主宰着传统翻译的标准。
可是，面对着两种不同的语境、文化和语言中纷繁复杂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究竟怎样去衡量译文与原文是否达到从形到神的完全“对等”，怎样才能做到译文与原文一对一的，所谓的“忠实”？Venuti 曾对原文和译文之间的主仆关系大加挞伐，“原文是适于作者的一种自我表达形式，是他的个性或意图的真实拷贝，而翻译只能是拷贝的拷贝、派生的、摹仿的，是一种不相似的形象。”（Venuti, 2004）女性主义在这里读到了性别隐喻，原文对于再生产的译文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男性和女性的意象连接在一起，原文被视为强壮而有生产力的男性，译文则是低弱的、派生的女性。
三、女性主义对传统翻译观的颠覆
1．女性主义与翻译的契合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 20 世纪 70 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与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翻译研究受到许多女性主义核心课题的推动，如对传统等级制和性别角色的疑问、对界定忠实规则的怀疑以及对意义与价值普遍标准的质疑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首次将性别差异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主张翻译采用女性主义话语策略，让翻译活动为译者/女性提供一个话语生存空间。女性主义批评指出，传统翻译理论建立在透明诗学的基础上，它强调语言是一个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符号系统，翻译的任务是保证文本中普遍的、不变的核心意义及作者意图能够被忠实地移植到另一个语言和文化。“忠实”、“对等”是传统译论的核心概念。翻译被视作一种超越时空语境、文化差异和意识形态的语言自我表述。译者被规定为转换、传输的工具，是原作者的“侍者”、“仆人”和“婢女”，他/她应该消隐于语言背后，抹去自己的声音，一切以原作者和原文为中心。
17 世纪法国翻译评论家 Gilles Ménage 将翻译喻为“不忠的美人”；英国辞典编纂家及翻译家 John Florio 曾将翻译等同于女性，只因为凡是翻译都“有缺陷”；郭沫若视翻译为让人讨厌的“媒婆”，郑振铎说译者的工作类似于“奶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传统译论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比作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并在两者的权力关系之中先验地规定后者必须忠实于前者。这种既贬低翻译又贬低女性的观点便成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点。
2．女性主义对传统忠实观的解构
Chamberlain 认为，“翻译的忠实一直用性别和性来定义，这表现出对起源与独创性的焦虑，对差异的含义的权力之争。”（Baker, 2004）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借用解构主义的相关理论对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概念进行了彻底的颠覆。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以消解性为主要特征，系统地解构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
Derrida 提出的“延异”（differance）这一概念表明，任何语言符号的组成要素都不是自足的，必然与其他符号的要素相关，带有其他符号的印迹，但又彼此有别，并在形成差异时显出自身的价值。因此，每一篇文章中的语言符号都应与其他的语言符号相互关联，就像 Julia Kristeva 所说，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是原始的，独创的，它只能被看做是许多参考和引文的集合，任何文章都是其他文章的吸收和转化。换言之，原文是另一个早先存在的译文的翻译，原先的译文又是更早的译文的翻译，如此向前不断循环，直到无限，即成为 Derrida 所说的所谓“无限回归的意义链”。翻译实际上就是一系列不同的“意义链”。这就是说，所有文章都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引用解构主义理论，宣称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和普遍性。他/她们认为现实中，男性话语权不应该占有统治地位，女性应该有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独特的情感和思想；他/她们认为翻译中，原文并不具有任何确定的、单一的终极意义，而是包含多重意义，允许有多重理解，翻译就意味着揭示意义的丰富性和差异。传统译论要求译文对原文忠实，历来强调一个“信”字，首先就假想了一个唯一的、确定的意义在原文中，认为译文应该完全复写原文的思想。既然意义已经散播在互文的海洋之中，那么，译文对于原文的“忠实”、“对等”也就无从说起了。
四、女性主义的翻译忠实观
女性主义者主张翻译应该为女性和译者提供一个反抗他/她们在各自等级秩序中处于弱势和被贬低的话语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们提出翻译和其他写作活动一样，是一个意义的创生和建构过程。因而，作为具有女性意识的译者，完全有理由把自己带进文本，从她们的作品中获取力量去侵占原文，打破以往译者翻译再生产活动中的屈从和沉默，对原文采取女性化操纵（woman-handling）。这样，女性主义的翻译“忠实”便有了新的意义：“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对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一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方案而言的。”（Simon, 1996）
对于 Simon 所提出的写作方案，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理解其深刻含义：第一，写作方案强调了作者与译者间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女性主义译者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来自于“权威”的作者和原文的制约，他/她可以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享受充分的决定权。建立了这样一种新的关系，译者和作者就可以自由、平等地进行“交流”。为了提高传统译论下的译者卑微的地位，女性主义译者打破传统的翻译理念，大胆地介入到原文本中，充分地彰显自己作为译者的身份；第二，女性主义的翻译被看做是一种具有一定创造性的主体性写作。传统译论下，由于译文长期充当着原文的“衍生物”的低等角色，译者自然而然地成为毫无创造性的翻译匠。然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者却对此种否定译者的理念提出了质疑，并且认为“翻译的过程必须被看做是一种意义的再创造，就像我们所熟知的其他写作方式一样。”（Simon, 1996）第三，“写作方案”中的“方案”一词本身就不表示一成不变的规则，相反，它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