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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大学之前 , 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经验矣。故对于各种学生 , 无论其为华人、为日人 , 或为美人 , 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 ” (容闳 ,1998 : 74 - 75) 学校扩大后 , 专门成立了英语部 , 延聘英语教习。鸦片战争后建立的学校如开设英语课程 , 其教习则由传教士亲自担任。如美国圣公会1850 年在上海创办的男童学校的英语教习就由圣公会女教士费烈娣 (Lydia Fay) 等人担任。学校开设的课程除基督教教义和汉语外 , 还将英语语言教学和历史、天文、地理、数学、几何等西方近代基础科学知识的传播有机地结合起来。英华书院章程规定 , 母语为汉语的学生 , “必须以英国语文授以地理、历史、数学 , 以及有关学术与科学之各科目。如属时间许可 , 亦将授以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及马来文等” 。(熊月之 , 1994 : 123) 为了实施语言和科学相结合的教学 , 书院使用的英语课本要么由传教士亲自编写 , 要么由传教士从西方直接带来。马礼逊学校更是用英语和原版教材教授天文、数学、生理、地理、历史等科学 , “旨在教授学生阅读、写作、算术、地理及其他科学” 。 ②学校使用的原版教科书有柏利的《地理学》 ( Parleyp sGeography) , 凯特利的《英国史》 ( Keightleyp sHistory of England ) , 高本的《高级算学》(Colburnp s Intel lect ual A ri thmet ic) 、《心算续篇》( Mental A ri thmet ic Sequel) 、《代数学》 ( A lgebra)和《几何学》 ( Eucl i dp s Elements of Geomet ry) , 泰勒的《生理学》 ( Taylorp s Physiology) 等。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城市建立的教会学校也均用英语教授自然科学。如美国圣公会的男童学校 , 就用英语教授圣经、算术、地理、天文、伦理、英语阅读、作文以及语法等。学校摒弃了中国传统的学堂教学模式。早期传教士认为中国传统学堂“教学模式单一 , 并将科学排斥在学校课程之外 , 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压抑”,③因此实施分班、分级和分科的教学模式。1835 年 , 英华书院在校的 35 名学生根据年龄的大小和英语程度的高低被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班。“初级班的课程是: 中文、英语、数学、少量的英文写作、英译中、地理和英文语法等; 高级班的课程有: 每天进行中英和英中的双语互译 , 用英文写作校长布置的题目。 ” ④1838 年 , 古特拉富夫人开办的学塾开设 3 个班级 , 高级班的英语课程有: 地理、历史、写作; 中级班开设了英语的读、写课程; 初级班强调训练学生的英语基础 , 开设的课程以英语阅读为主。马礼逊学校创办初期 , 开设初等算术、地理和英语等课程 , 分成两个班级 , 第一班的学生已具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 由布郎先生任教 , 主要学习英语写作 , 第二班为初级班 , 主要学习英语读、写等基础知识 , 由布郎夫人任教。学校迁至香港后 , 课程有了较大的拓展 , 包括天文、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地理、历史、作文、音乐等。学生被编入不同层次的 4 个班级 , 使用不同的教材。如高级班开设的课程有阅读、写作、翻译以及自然科学 , 最基础的班级则教英语发音、听写、简易翻译和简要数学等基础课程。美国圣公会男童学校 , 上午开设“算术、地理和天文等”自然科学课程 , 下午教授英语“语法、作文、伦理和阅读等”(徐以骅 , 1999 : 4) 社会科学课程。学校反对死记硬背、不求甚解的教学方法 , 鼓励采用多种教学模式 , 并有相对固定的教学时间表。马礼逊学校不但“安排学生半天读中文 , 半天读英语。早晨 6 点钟开始 , 到晚上 9 点钟结束”,而且学生们“读书 8 小时 , 其余 3、4 小时在户外场地上运动和娱乐”,⑤将体育锻炼和智力发展结合起来 , 使学生学习松弛有度 , 以“训练整个的人 ,包括德、智、体” 。(顾长声 , 1985 : 96) 英华书院开设大量的翻译和写作课程 , 旨在使学生在翻译和写作的实践过程中掌握英语。贝满学校则明确地要求学生在协助翻译《圣经》和编辑《中国丛报》时学习和掌握英语。马礼逊学校对英语处在基础阶段的学生 , 要求根据自己的能力 , 对不同的英语题目写出不同的感想 , 并在课堂上点评和交流 , 以便使学生相互学习 , 做到“进步亦速” 。(容闳 , 1981 : 7) 学生有了相当的英语基础后 , 对他们的要求则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 要求根据所给的单词和词组写出原文的句子和段落 , 填写故意抽去的原文单词 , 并用多种方式表达同一意思 , 以及进行实物描写以培养学生观察习惯和描写能力。为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 ,教师很少出命题作文。重视各种教学检查 , 包括随堂抽查 , 定期检查 , 以及学生自查等形式。美国圣公会男童学校要求学生在课后将已经译成汉语的教材回译成英语 ,以备随堂检查。“当他们用我亲爱的母语对答如流时 , 我感到喜悦和满足 , 而过去那些年的辛劳 , 那时我对他们终究能否掌握英文尚有怀疑 , 似乎便成了短暂的一刻。 ”(徐以骅 , 1999 : 4) 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后成立了检查委员会 ( Examining Commit tee) ,每年定期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根据 1844 年马礼逊教育会第 6 次年度报告 , 检查委员会检查了所有4 个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 , 如初级班的阅读; 中级班的心算; 中高级班的《心算续篇》中的算学定律和高级班的机械学原理、地理和英语作文。为了培养学生用英语思考的良好习惯 , 学生还自觉采取了一种自我约束的检查方式。他们轮流担任班长 , 负责检查和记录学生的英语学习情况。大家一致同意 , 在学校里只能说英语 , 如果有人违反这一规定 , 就得支付罚款。在这一规定实施初期 , 需要交罚款的学生很多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校长收到的罚款就越来越少 , 直至没有。因为学生已逐渐养成了用英语思考问题的习惯” 。 ⑥同文馆创办前的学校开设英语课程 ,既不是为了促进英语教学在我国的开展 ,也不是为了架起以英语为媒介的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而要使 “基督教思想将在中国不受阻碍得到传播 ,偶像崇拜将被打倒 ……最后 ,中国将向我们的商业、我们的科学、我们的好奇以及我们的文明影响敞开大门”, (乔纳森 ,1990 :57)是传教士为了促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 ,渗透西方文化 ,特别英国文化的影响 ,以及加强贸易掠夺而采取的必然措施。由于长期闭关自守 ,加上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威慑 ,中国社会对外来的基督教文化普遍存有畏惧心理 ,所以单纯的传教既冒风险 ,又难以奏效。 “我们的传道 ,几乎没有人听 ,很多人加以嘲笑 ,大多数人不予理睬。 ” (韩德 ,1993 :29)为了有效地传播基督教福音 ,传教士们逐渐将目光转向那些没有经济能力但又渴望接受教育的中国社会贫苦阶层 ,通过开办免费学校并施行物质刺激来吸引学生 ,以赢得中国社会的好感。在传教和开设汉语课程的同时 ,他们还逐渐增加了英语课程和那些中国人前所未闻的基础西学课程 ,如简单的算术、地理、历史等 ,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 ,最终为了 “建立基督教国度” 。 ⑦( Harrison ,1979 :35)学生在学习英语和西学时 , 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基督教思想的熏染。有些学生认为 , “仁慈的造物主给了我们宝贵的《圣经》, 它像前进的指针 ,给旅行者指明安全和危险的道路。 ” ⑧有些学生则从此脱离原有的儒家思想道德体系 , 他们认为 , “尽管中国有许多书籍 , 但没有一本能准确讲出造物主 , 也没有一本能指出拯救的道路。如果没有基督教教义的指导 , 任何宗教都将失真。 ” ⑨学校开设英语课程 , 训练掌握英语 — 宗教 — 西学的中国助手来传播基督教福音 , 往往起到传教士起不到的作用 ,因为他们比传教士更容易接近中国普通百姓。学校开设英语课程 , 是创办者为了打破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 , 加速在中国渗透西方文化的需要。像其他殖民者一样 , 传教士来华除传播《圣经》外 , 还肩负着向中国渗透西方语言文化 , 特别是英国语言和文化的使命 , 以上层建筑凸显西方文化的优势 , 并以基督教文化战胜中国儒家文化。因此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