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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15日，中国的媒体照例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而全线鼓噪，一片打假之声不绝于耳。一个巧合性的例外亮点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播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重要学术报告：
凯文·孟席斯宣布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中国航海家郑和才是世界历史上最先发现美洲的人。
孟席斯的学术发现由于媒体的介入而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相信我国媒体对此的兴趣会比英美各国更加高涨。这使我想起几个月前在伦敦目睹的另一个惊人的学术观点：英文起源于中文。
那是2001 年10 月27 日，伦敦难得的大晴天。一场秋雨洗刷过的城市显得格外清爽。毗邻大英博物馆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内，早早就聚集起学生，是在组织反战示威( 当时英军跟随美军进入阿富汗) 。我来到艺术与考古系汪涛博士的办公室等候一位研究汉字的莱斯雷·威廉森老先生。11点整，81岁的老人肩背装有他五部著作和最新手稿的大背包，从英国西部的小城乘火车风尘仆仆赶来伦敦。刚介绍完毕落座，他便拿出他的稿子，讲起他的研究发现了：蚕是中国汉字起源的关键。不仅汉字，包括英文在内的印欧语系诸表音文字体系，也是养蚕实践培育出来的书写符号。
大凡被教科书培养出来的学子，乍一听到这样的观点，都难免会睁大好奇的眼睛，我当然也莫能例外。可是看到老人摆开的书阵，还有我国古文字学的权威学者、“夏商周断代工
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为他的《中国古文字与青铜礼器》一书写的热情洋溢的序文，就不由得不相信：这不是无知少年的游戏笔墨或者驰骋想像力的科幻小说，而是一位退休后奉献于汉字起源研究事业的学者，倾心钻研20 年得出的结论。
谈话间就到了中午。汪涛兄有事外出。我和老人用罢自助餐，再到院内草坪席地而坐，沐浴着秋日的阳光，开始新一轮谈话。老人又讲到他的“英文起源于中文”说：希腊、拉丁、腓尼基文字的由来多少都受到汉字的影响。我听了这些论点，很想知道他的出身背景，便习惯性地问他祖籍哪里，祖上何时移居英伦，是凯尔特还是昂格鲁血统。他回答说早已经混杂不清了。这恐怕是大多数英国人的共同困惑：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浪潮，使英伦岛上的居民很难确认自己的文化祖根。他又对我们中国人清晰无比的祖籍观念赞叹不已，连哪一个县哪一个村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话题自然回到他的主题：“中国文明的智慧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相信世界的主要文字体系都与中国有关。那里是真正的源头、产生奇迹的地方。汉字在今日的世界上，算是惟一可以不懂语音而看出意义来的书写系统。”
面对白发老人这些发自肺腑的赞誉，我被他对中国文化的那份虔诚所感动，也激发了对汉字奇迹的再认识的愿望。轮到我讲话，我问他万里长城的功能是什么，他笑着摇摇头。我讲出的观点让他颇感吃惊：那是构成中华文明两大源头的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的地缘政治分界线。我又讲了我对“道”字从首的农耕宗教观念背景的解释，猎头巫术与谷灵崇拜，头颅作为阳性生命力贮存库的作用，以及与道教房中术还精补脑说的关系，还有人类学家解说的旧石器以来的骨髓生命力信仰。还讲到对汉字“蚕、蛮、变”的特殊音义关联的理解等，提出关于养蚕实践与丝绸生产源于南蛮的假设。针对他的“拉丁—英文的东方起源”假说，我提示可关注一下比较语言学界新近提出的“高加索—藏语系”假说，史学界的“凯尔特文化源于中亚草原”说，新疆发现的4000年前欧洲人种干尸等等。威廉森惊讶我怎么有如此庞杂的兴趣，我说这是几年来到处游学道听途说而已，谈不上研究。也许来自多方面的信息足以开阔视野和思路，老人深表赞同。他渐渐激动起来，似乎经历长年独学而无友的寂寞，今日终于觅得一个远道而来的中国知音。我随意讲的这些意见好像使他感到贯通了两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学术信念。他用尽自己全部的退休金投入汉字研究20年，自费印
书送书的这种虔诚，会让我国为职称而瞎编乱造

所谓学术出版物的人，羞愧得无地自容吧！
说到他的研究观点是否有公诸于世的设想，威廉森说因为他不在学院圈子内，他的想法都没有正式发表过。只有汪涛、李学勤等有大陆文化背景的中国学者给过他鼓励和支持。我说我回国后会找机会向国内介绍他的研究。老人要把全部著作送我，我说因为来英国后买书很多，行李超重，不能携带全部，于是只挑了最有爆炸性的“英文起源于蚕”那本。其基本观点是：
汉字被发明的过程就是对蚕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初民)对蚕的生活现象的观察结果超出了其记忆能力的范围，必须有一种永久性的记录形式来满足对蚕的认识需要。最初的文字符号所记录的就是有关蚕的诸观念。当初并没有让象形文字模仿口头语言的意向，因为养蚕技术是一套严格保密的工艺。后来，象形文字的意义按照隐喻性的引申模式扩展开来，以满足表达口语词汇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关于蚕的各种观念就逐渐被新的意义所替代，从而使汉字的象形基础被人们所遗忘，最终失传了。汉字不再是象征性的符号。这就是今日汉字的声音与意义纯粹出于约定俗成，而没有任何必然联系的根本原因。汉字发明时期所依据的那些观念，也正是英文脱胎于英语得以建立符号体系的同一种观念。即使在现代英文中也还是可以找到这种发生的证据。蚕的诸观念本来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语言。
大量的文字考证和分析，在此无法介绍。威廉森的观点也许比“郑和发现美洲”说更难让学界那些学院派同行接受。不过，通达博学的李学勤先生为他的书写的序言中有如下一段，给我足够的勇气来撰写这篇札记式的介绍文字：
威廉森先生特别强调青铜礼器同蚕丝业的关系。中国是养蚕的故乡，黄帝妃嫘祖养蚕的传说，是妇孺皆知的。不能忘记，中国考古学家自己第一次主持的发掘——1926 年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就出土了经过切割的蚕茧。蚕丝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需要给以充分的估计。
可以肯定，《英文起源于蚕》和《中国古文字与青铜礼器》一样，对于加深我们对蚕丝文化与中华文明内在关系的认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关于各种文字系统源头如何，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则会引发激烈的争议。我早上来伦敦大学的路上，在罗素广场与一位满头银丝的伦敦老太太聊天，发现她对中国的了解居然停留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水准上：不知道北京，只知道北平!只知道香港回归，不知道什么是“一国两制”。这又使我想起同事曹卫东在德国的导师有一次郑
重问他：“你们中国现在有火车了吗?”看来，受媒体偏见的限制，西方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当今时代虽号称信息社会，但是信息的蒙蔽与欺骗其实比没有信息更加可怕。显然，“东方主义”的两种形式在英国人对中国的想像建构中都是普遍适用的。而提出“郑和发现美洲、澳洲”的孟席斯与主张“英文起源于中国蚕”的威廉森，是不是可以说，代表了与萨义德所说的乌托邦化模式和妖魔化模式不同的第三类“东方主义”呢?
那是一种对迄今世界上惟一未曾中断也惟一没有沦为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的古老文明传统的深深崇敬的情结。回想20世纪最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于未来500 年引导全世界走向精神统一的儒家中庸精神的高度期待，再看看21世纪初始英国两位非学院派的中国文化崇拜者的大胆宏论，我想，这种意义上的“东方主义”，对于我们这些盲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当代中国人来说，也许是更加意味深长的吧!
我希望威廉森老先生有朝一日也能像孟席斯一样，登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