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论文网

〔摘　要〕后冷战时代,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尽管文明的差异并不必然引发冲突,但文化确实已经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变量在发挥着作用。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色彩浓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形成了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并成为美国主导世界的外交模式形成过程中的恒定因素。一、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谈起依照亨廷顿的观点,20世纪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世纪,21世纪是作为文化的世纪开始的。在后冷战时代里,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不同。他把文明之间的冲突看作是未来世界国家与地区之间爆发战争的主要根源,并特别强调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的儒教文明及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他的“文明冲突论”。亨氏提出这一理论,其冷战色彩相当浓厚。然而客观地讲“,文明冲突论”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正如刘建飞教授所言,纵观人类历史,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虽然主要是“权力政治”运行的结果,但文明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文明的冲突构成了几千年人类历史的重要内容,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不是神话。然而尽管文明的差异并不必然引发冲突,但文明、文化确实已经作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变量在发挥着作用。作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美国向来有“文化熔炉”之美称,其中独具特色的基督教文化对其外交有重要影响。“宗教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诸因素中唯一具备无形(宗教价值观)和有形(宗教团体)两种力量的因素,较之其他因素有其特殊甚至更为持久的影响。”〔1〕本文将着重探讨基督教文化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二、色彩浓厚的基督教文化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浓厚的国家,基督教信仰和由此激发的宗教热情所形成的价值诉求融入了美国社会,尤其是主流社会的意识与行为方式中,并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偏好与选择,成为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一般原则。 (一)无所不在的基督教影响众所周知,美国道德主流文化一直秉承“瓦斯普(WASP)”价值观,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中基督教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价值观。美国最初就是由一批笃信基督教新教的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当移民领袖温斯普罗在“五月花”号小船上向人们布道“: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时,这就注定了新教与美国社会的不解之缘。正如王晓德所言“:尽管清教徒在移民人数上并不居于多数,但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具有宗教凝聚力,因而必然成为早期移民中的强有力的集团,在他们领导下建立的殖民地自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2〕按照理查德尼克松的说法“,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3〕在2003年的民意测验中,有92%的美国人自称“信仰上帝”;85%的人为正式受洗基督徒;57%—65%的人承认宗教信仰在他们生活中十分重要;85%的人相信《圣经》上记载了上帝的原话。据美联社调查显示,作为体育大国的美国,其人民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要远远大于花在体育及其他娱乐上的。不仅如此《,圣经》在美国被视为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相并列的“奠基为本”。自建国以来,美国绝大多数总统都是基督徒,在美国历史上开创重要业绩的总统都是基督徒。在公开演讲中,总统们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愿上帝保佑美国”。法国人托克维尔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是我感到这个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强大。”〔4〕因而“基督教不是国教,但却是非正式的国教。”〔4〕 (二)基督教信仰与美国独特的国家认同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历史是一部基督教史,对于基督教的笃信使得美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认同。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作为一个清教徒移民国家,美国不存在传统的血缘和种族认同,她的民族凝聚力是靠某种精神力量———如“美国伟大”的信念来凝聚的。这种独特的民族认同,与“上帝选民”的宗教身份是血肉相连的。绝大多数美国人坚信,是上帝“拣选”了美利坚民族。他们的这一意识来源于基督教的“千禧年”预言:将有一个民族,在最后的日子里崛起,由摩西率领,从堕落之地前夕到新的基督教的加南。而北美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气候宜人,似乎是上帝隐藏起来的希望之乡。在这些不远万里长途跋涉至此的新教徒看来,这片土地就是预言中的“新以色列”,而他们自己则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他们要建立一个“山巅之城”,并且肩负着上帝授予的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进而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了“美国伟大”观念,立国不久,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当人就宣称“:美国必须成为一个人像欧洲那样在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国家”。据托马斯·杰斐逊的传记的作者吉尔伯特·奇纳德考证后指出,这位开国元勋确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被赋予了优越的智慧和力量。“上帝选民———美国伟大———天赋使命”的民族认同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宗教原点。三、美国主导的外交模式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克兰·宁柯维奇所指出的,见识深远的政治家同样需要考虑文化价值观,在20世纪,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毫无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考虑为其处理外交的组成部分。的确,文化在他们的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的作用。可见,美国外交中深深地镌刻着美国文化的烙印。美国文化尤其是她的宗教文化不仅影响其对外政策目标的确定,而且对其外交政策的手段、方式及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既然美国是上帝选民,那么受上帝委托美国就要建立一个样板,为世界所效法;而且美国人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及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因而他们有责任将其推广到全世界。其逻辑延伸必然是美国要领导世界,这是其“天定命运”。这就是说,根深蒂固的宗教文化决定了美国的外交模式是要争取并维护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对此我们可以选取宏观和微观两条路径进行分析。首先,从宏观上分析。学术界一般将美国的外交历程分为三个时期:1776年到1890年,即大陆时期;1890年到1940年,即地区时期;1940年到现在,即为全球时期。那么是不是只有到了全球时期美国才表现出其主导世界的雄心呢?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大陆时期美国奉行的是所谓的“孤立主义”外交路线,认为立国之初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开端。但我这里要指出的是,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有着非“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积极地面向世界是美国一贯的外交风格。根据国际政治理论,一国的实力是其外交半径,实力越强,其外交半径越长,对世界影响就越大。立国之初的美国之所以要避免与旧欧洲发生纠葛,不卷入欧洲事务,是其国力不济限制了它的外交半径。但是即便是被大家一致认为是“孤立主义”奠基人的华盛顿也没有忘记“: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的,有意识的,也许是最后一次的,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5〕而后在离职时他还强调:“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伟大的国家。他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引导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5〕在这个问题上,杰里尔·罗塞蒂进一步给我们提供了佐证:“许多美国人有这样的认识,即美国外交政策在二战前是孤立主义的,在战后则是国际主义的。然而,正像每一位外交史学家所知道的,真正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简单划分与其说是富有启发性,还不如说是一种歪曲。如果人们将孤立主义定义为不介入世界事务,那很清楚,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孤立主义。如果人们不十分严格地将孤立主义对一位不介入欧洲政治事务(正像一些人做的那样),它仍然是夸大事实并得出美国对外政策时孤立主义的结论。美国独立后,欧洲列强虽然与美国地理上相距遥远,但他们在北半球和整个西半球仍异常活跃。”〔6〕可见,由于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主导世界事务早已渗透进美国人的血液,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一大主线。沿着这一线索,经过大陆扩张———地区扩张———全球扩张,美国完成了主导世界的三部曲。其次,从微观上分析。正如乔治·W·布什所肯定的,自美国初建以来,许多已经改变了,但指导其外交政策基本原则仍然相同。在未来的年月中,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在这个世界的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体现美国的最高理想。我们发现美国外交行程中的有几个重要关节点:门罗主义———美西战争———威尔逊主义———杜鲁门主义———尼克松主义———布什主义,可以选取“杜鲁门主义”进行考察。1947年3月12日,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阐释了美国支持“自由国家”抵御“极权政体”的观念。指出有两种生活方式:一种是基于多数人的意志,其特点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之保障,言论与信仰之自由,免于政治压迫。第二种是基于强加予多数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