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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弃民”。杰斐逊总统则认为黑白两个种族智力不等。[13](P.53)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多美国人认为欧洲人处于人类进化的顶端,而其他人种则处于底端。正是这样的宗教信仰导致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会对欧洲国家非常地“大方和慷慨”,而对于非欧洲国家则充满敌视与冷漠。 3、美国的早期拓疆史。与西班牙人、法国人相比,在早期开疆拓土时,美国人将它对土著居民的斗争更视为是一种进步的象征,因而对待当地的印第安人也更加地残暴。在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中,美国人采取的方式不是击退,而是摧毁印第安人的整个部落,导致印第安人的数量短时间内急剧减少。美国人驱逐土著居民以推进文明进程的历史经历让美国对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缺乏理解和同情,这也是美国对文化相异地区使用武力的根源之一。[2](P.34) 4、美国的战争史。美国的发展、扩张与战争密不可分。除了越南战争等少数几场战争外,美国几乎战败了所有的战争对手。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战争推动了美国的发展与壮大。从1812年美英战争结束到1895年委内瑞拉边界危机,几乎每十年美国和英国就会剑拔弩张。在这一时期,美国和西班牙也处于敌对状态。美国迫使西班牙放弃了佛罗里达,并反对西班牙在其失去的南美洲殖民地重建其统治的任何努力。古巴的不稳定使美国和西班牙数次走到了冲突的边缘,并最终引发了美西战争。美国以战争为手段,迫使拿破仑三世在墨西哥建立一个傀儡王朝的图谋破灭。在没有欧洲干预的情况下,美国又常常将自己置于与拉丁美洲的冲突之中。早在1832年,美国就派出一支舰队到福克兰群岛以摧毁曾经骚扰美国船队的阿根廷的要塞,墨西哥战争的爆发则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干预活动推向了高潮。在1861年之前,美国军队还曾被派往阿根廷、古巴、库拉索、加拉帕哥斯群岛、海地、马克萨斯群岛、秘鲁、波多黎各和西班牙所属的佛罗里达。从美国内战爆发到美西战争期间的33年中,美国的海军先后干涉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古巴、海地和乌拉圭等地区。[14](P.79)可以看到,美国自建国以后几乎处于一种不间断的战争状态。因此,崇尚武力,应对不断出现的威胁的战争文化伴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沉淀、累积,成为美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四、应对“他者”:美国介入国际冲突的行为选择　　美国价值观、历史经验以及当今美国主流文化对美国处理国际争端的方式影响巨大。在方式上,与外交手段相比,战争解决更为美国人所崇尚,更能体现美国的民主要求。美国人认为,外交仅由一些精英分子所操纵,而战争才是全国人民的广泛参与。斯帕尼尔指出,美国人的“武力”偏好提高了政府采取战争方式解决外交问题的使用机率。美国人认为,战争允许美国摧毁它邪恶的对手,而保持它自己的道义。[2](P.84)对于战争对象的选择则与美国人的价值标准密切相关,美国主流文化中“他者”是决定美国行为方式的关键因素。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现实迫使美国从不谈判的立场让步,与前苏联达成了一系列广泛的协议。但与苏联达成的妥协,在许多美国人看来是不道德的,曾一度激起美国价值观中对拒绝与邪恶妥协信念的快速上升。对于美国人来讲,存在这样一种认为,与激进者、侵略者的谈判既意味着虚弱,而且将鼓励对方的领导人去征服更多的国家,要求更多的利益。这是“他者”文化的一种理念,一种认定标准。战争正义的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西方文化,成为基督文化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主流文化的观念来看,美国与邪恶毫无妥协的余地。[2](P.125)关于这一点,布热津斯基曾以上个世纪90年代的海湾危机为例作过诠释。根据布氏的说法,在海湾危机中,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阻止危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最后美国大兵踏上了中东土地。冷战后美国介入国际冲突的行为方式同样具有“他者”文化的特点,从美国对以色列、前南斯拉夫和科索沃等问题的外交决策中就可见一斑。文化的相似性经常使美国对以色列充满耐心。美国许多领导人包括学者的宗教信仰导致了他们对以色列有很强的认同感。基于以色列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特点,许多美国人及官员认为以色列强化了美国的文化。[2](P.137)面对以色列的暴行,很多美国人“选择性忽略”,同时支持美国政府加大对以色列的援助。有观点认为,在考虑美国制定、执行美国对巴以冲突问题的政策时,情绪、文化联系比安全考虑所起的作用更大。尤其是冷战后,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已经不能仅仅再从战略层面分析,美、以文化间联系成为决定两国关系的重要原因。与以色列问题相比,美国对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态度更能彰显来自“他者”文化的影响。前南斯拉夫不仅与美国存在文化上的明显差异,而且经济上也难以融入欧洲、美国的市场体系。相比较而言,克罗地亚与美国的文化渊源最近,塞尔维亚次之,穆斯林族则最远。因此,面对克罗地亚的相关举动,包括美国的西方国家可以视而不见。在解决方式上,“他者”文化崇尚战争的理念在美国冷战后的外交决策中也有体现。20世纪90年代末,前南联盟科索沃地区爆发冲突,尽管欧洲力求使用外交手段主导冲突解决,但“他者”文化对依靠外交解决安全问题惯有的矛盾心理排除了这种可能。最终,在美国主导下,北约对前南联盟采取了军事打击行动。五、21世纪美国的“他者”外交美国“他者”文化决定了其外交策略:对文化相似的国家倾向于谈判,对文化相异的国家倾向于使用武力,而对非利益冲突的国家,即使文化相异,也不会产生冲突。21世纪,全球经济迅猛发展,国家间、民众间全球性互动、交流广泛进行,相互依存成为世界各国外交领域的主要内容。尽管文化因素影响外交决策的格局并未改变,“他者”文化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依然强势,但在全球加速融合的主题环境中,这种决策模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他者”外交能走多远值得关注。布热津斯基认为,21世纪复杂的政治、经济现实使政策制定者难以依靠冷战时期的原则来指导外交政策,只能通过不断加强公众教育来获得制订、保持公正解决时代难题的能力。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教育法案认为,“对世界文明以及语言的忽视将导致我们作为世界领导人的地位受到威胁”。[2](P.78)约瑟夫·奈将美国大众文化的吸引力称为美国对外政策“库存”中的“软”资源,目的是要借此吸纳汇融其他文化。继续区别“他者”,排斥其他文化的作法已经越来越不符合时代主题。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他者”文化非友即敌的简单认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引发了美国人的极大担心。在美国居世界主导地位的情势下,“他者”文化带来的“种族中心主义”将使许多美国年轻人失去了解、学习其他文化的热情和机会。如果美国公民不能理解美国之外发生了什么,那么他们将会基于美国中心论的角度提出错误的外交政策。[15](P.18)早在1821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曾警告说,美国应该“真诚希望”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但“将只是自身自由的捍卫者”,美国“不应到国外去寻找魔鬼加以消灭”,否则,美国就会卷入“因争夺利益、阴谋、个人的贪婪、忌妒和野心而导致的、却以自由的名义或盗用自由的标准而进行的战争之中”,美国可能会赢得这些战争,但是随着其政策基础“不知不觉”地“从自由变为武力”,美国将“失去自己的精神”,并成为“世界的女独裁者”。[10](P.135)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2]　R ichard J.Payne.The Clash w ith D istant Cultures:Val2ues,Interests,and For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5 [3]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J].Foreign Affairs,1996(72) [4]　David Ryan.U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H istory[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2000. [5]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北京:三联书店,1999. [6]　Bernard Bailyn(ed.).Pamphlets of American Revolu2tion(1750—1776)[M].Boston: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65 [7]　Samuel P.Hunting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