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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乌托邦的诱惑:美满和秩序的结局好莱坞影片通常包含了具有世界共同性的话题元素，这是其得到生活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观众普遍认可的基础。从影片内容的角度来讲，这些话题元素不外乎英雄、灾难、爱情等——这既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命运，也是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因而，人们只有通过做白日梦的方式来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得到象征性的解决，并由此获得自我的心理满足。正如郝建所指出的，“西部片中有我们的欲望、有我们爱看的颜色和运动镜头，也有我们很多人的潜意识中的心理情结。西部片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关注的是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几本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矛盾……这些人类的心理贸断并没有随着西部拓荒的结束而结束，也不仅仅是只为美国西部的拓荒者和牛仔、警长们所面对，而是具有时代性、社会性的”[6](P109－110)。《拯救大兵瑞恩》的文化观念是美国式的个人主义，所呈现的式“集体为拯救个体生命而做出的努力”。影片吸引观众的地方在于瑞恩的命运，这种命运是建立在影片的悬念基础上的:影片首先通过交代由于两个哥哥已经牺牲，瑞恩成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来唤起观众对瑞恩的关注。当小分队出发之后，到底能不能找到瑞恩成为了观众关心的问题。而在影片最后，小分队找到瑞恩之后，瑞恩却不愿意离开本身唤起了观众的英雄情结，继续维持着观众的关切。瑞恩的幸存则为观众编织了一个梦，使观众的情感得到了满足。这与《辛德勒的名单》中出自犹太教义古训的一句话异曲同工——“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全世界”。可以说，瑞恩在得到拯救的同时，观众也得到了拯救。人情的冷漠、感情的淡漠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而现实中的人们却又普遍渴望纯真的爱情和完美的婚姻。在此情境下，好莱坞爱情片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圆了观众的梦《。泰坦尼克号》无疑就是营造这一理想梦境的成功典范。中国传媒大学的葛菲在《关于“做”电影的思考》一文中对《泰坦尼克号》的成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詹姆斯?卡梅隆用了如此众多的先进技术手段，目的无不是要让观众产生‘正在船上’的现场感，从而体验泰坦尼克号首航时梦一般的辉煌和毁灭时难以言喻的悲情。因此与其说《泰坦尼克号》是一次高科技游戏，不如说是一次高科技保障下的感情游戏”[7](P382)。而导演卡梅隆自己也说，“我拍这部电影的目的不单在于表现这艘声名狼藉的船的戏剧性的毁灭，而且在于展示她的短暂的、灿烂辉煌的一生，捕获泰坦尼克号和她的乘客及全体工作人员的美、活力、希望和信心，以及在揭示人类黑暗面的过程中，颂扬人类精神的无限潜力。泰坦尼克号不只是一个警告性的故事——一个关于人类的不幸的神话、寓言和隐喻，它还是一个关于信念、勇气、牺牲和爱情的故事”[8]。可见《，泰坦尼克》的成功根本愿意还在于它为观众编织了一个浪漫爱情的梦。这个梦尽管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它以另外一种形式满足了人们的感情需求。三、结语美国好莱坞是生产“梦”的工厂，带有着美国文化色彩，然而正是由于这个“梦”与其他民族的“梦”有着共同的话题，因而好莱坞的“梦”、美国人的“梦”也能为其他国家的观众所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好莱坞的武器不是美国文化，而是他的世界性;它不是向其他国家输入一种异质的东西，而是向他们输入本来就属于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又没有得到发展或满足的东西。如果说好莱坞是一个‘梦幻工厂’，那么它所制造的应该说是全世界人都会做的梦”[3](P46)。当我们在说好莱坞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似乎应该认真思考:每个国家的电影导演都在造“梦”，但是为什么好莱坞的“梦”对我们产生的诱惑偏偏超过民族电影所产生的诱惑?正如尹鸿所指出的，好莱坞主流电影也是主旋律的电影，其“意识形态策略是通过欲望的宣泄来完成个体的净化，通过对叛逆情绪的疏通来维护核心秩序的稳定，通过对个人自由的渲染来证明人道主义的信念”[9](P208)。好莱坞电影正是凭借其独特的美国文化元素和普泛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赢得了全世界的票房和市场，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扩张渗透的重要武器。参考文献 [1]杜钢、张会兰《:美国文化传统浅探》，《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董小川《:美国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高小康《:好莱坞与当代文化中的美国偶像》，《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4][英]帕特里克?富尔赖《:电影理论新发展》，李二仕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年版。[5]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郝建《:影视类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刘书亮主编《:电影艺术与技术》，北京:北京广播学院，2000年版。 [8][9]尹鸿《:全球化、好莱坞与民族电影》，金元浦主编:《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