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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霍夫斯泰德总结出的国家文化的四个维度中，“不确定性回避”未能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从深层根源入手，批判性地探讨这一维度对中国的适用性。通过此维度基于的诸环境因素作中西对比分析，研究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中的转变倾向。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通过对某大型跨国公司里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进行问卷调查，总结出国家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性回避，权力差距，男性化—女性化。它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影响巨大，十分重要的一个理论流派（彭世勇， 2004）。不确定性回避有高低程度之分，有些国家较高，“对不确定性持较低的承受度，表现出较强的焦虑，对正式规则和绝对真理渴求较大，不容忍离经叛道的思想和行为。”（Hofstede，1979：395）这一维度的提出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有重要作用，它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的有益补充和丰富，能进一步解释世界上不同国家纷繁的文化现象。然而，长期以来对霍氏这一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主义—集体主义这一根本维度，以此为出发点的学术论文不计其数（彭世勇，2004）。笔者发现，对“不确定性回避”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并且霍氏绘制的“世界文化地图”（见Mortenson，关世杰译，1999：11-13）没有包括中国大陆，仅含台湾、香港、新加坡。所以，笔者认为有必要批判性地探讨“不确定性回避”这一维度对中国的适用性。本文旨在通过中西基本价值观的对比研究，分析导致价值观差异的诸环境因素，从而研究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不确定性回避”的中西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转变倾向。这或许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重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不确定性回避的主要特征根据霍氏的理论来比较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与西方成型文化，中国的不确定性回避程度高，而很多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如美国、英国、爱尔兰等）。主要行为特征有以下三方面： 1.忧虑传统的中国人往往视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为一种威胁，总想克服。实际上，不确定性有利也有弊：它既可能带来好处也可能隐藏危险。而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邓大好），故对无法确定的事情持明显的回避态度，以求“趋利避害”。而西方人大多易接受不确定性，他们认为这是人生的特点，对每一天的到来持乐观、期待感。如爱尔兰谚语“Life should be a dance,not a race”，意思是生活应该像舞蹈般多变、不定，而不应该如长跑般确定不变。中国人对不确定性表现出较大的忧虑感和精神压力。自古以来中国人视“忧国忧民”为美德， “先天下之忧而忧”被公认为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而美国人则悠闲自在，压力小，有主观幸福感。如“Life is one great big casino”，意为人生就像一个大赌场，你自然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不必忧虑。“casino”虽译成中文为“赌场”，但它在英语中不是贬义词，这句话表明的是西方人积极的人生态度。 2.竞争中国人总是回避竞争和冲突，有强烈竞争意识的人常被指责为“好表现”、“出风头”。中国人认为竞争充满了不确定性，最后结果很难知晓，竞争获胜未必是件好事，所以，汉语中有不少谚语、格言是用来劝人回避竞争的，例如，“枪打出头鸟”， “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西方人喜竞争，在美国尤其如此，“好出风头”被普遍接受，美国人认为“吱吱响的轮子会得到油” （关世杰，1995）。中国人很难容忍不同意见、思想占上风，强烈要求全体意见一致，“离经叛道”被视为很危险；因为异议会导致冲突，不确定性大，可能酿成不良后果。而西方人十分提倡批判精神，敢于质疑、反驳他人乃至权威的观点。在美国，教授更欣赏与他争得面红耳赤的学生，能提出不同观点的人往往受到赞赏。中国人认为老师应该无所不知，学生总期望从老师那里得到确定无疑的答案，并奉之为绝对真理。所以，老师对学生的有些问题回答不了时，也不好意思说“不知道”，担心丢面子。在美国则正好相反，即使有一半的问题回答不了，老师也能坦然告知学生：“这方面我不懂”，或“这个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 3.规范传统的中国社会需要并制定出大量书写成文的规范，人的言行必须合乎规则。古人言“无规矩，不成方圆”。儒家思想中“礼”的内容相当丰富，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譬如，“宾礼” 就是关于主人与客人，国与国交往的具体规范。“在不确定性回避强的国家，与陌生人的交往可能高度规范化也很彬彬有礼。”（Gudykunst&Young,1997: 72）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所谓“复礼”，即为了推行“仁”必须设定规范，必须用“礼”作为规矩来约束人的言行（汤一介）。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是人际和谐的重要保证。儒家还认为，“礼”是“义”的最高标准，凡符合于礼的言行即是义（曾德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实际上是一套十分详细又严格的道德规范。被认定为不符合“礼”的一切言行都会被严厉禁止，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长幼有序，尊卑有序的传统中国家庭中，儿子反驳父亲，媳妇反驳婆婆，妻子反驳丈夫都是非礼之言，是没教养的表现；即使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也不会被采纳。“这种‘上尊下卑’的礼貌原则对西方社会来讲肯定是不受人们欢迎的。因为在主体上，西方是平等取向，人际之间的关系基于平行的关系。”（贾玉新，1997： 290）西方人希望规范尽可能少。美国人的站姿、坐姿很随意，很个人化，工作时可以把双脚搭在办公桌上，学生可以斜躺在图书馆的沙发上看书；中国却有“站如松，坐如钟”的严格规范。二、环境根源总的说来，中国与西方在不确定性回避上的较大差异源自迥然不同的中西文化。一般认为，在集体主义占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平稳，尚统一”的观念根深蒂固；而西方成型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个体主义，“冒险、竞争”精神备受推崇。进一步探寻深层根源，可以发现这种中西差异的形成由环境因素决定，主要包括：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 1.地理环境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巨大影响。具有不同地理特征的国家创造的文化各不相同，不确定性回避这一维度反映出的行为特征（表层文化）必然也存在差异。中国是半封闭型大陆，黄河流域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安土乐天；因为“靠天吃饭”，他们最盼风调雨顺，以期有稳定的收成，所以中国人形成了 “求稳”的文化心态。而不确定性使中国人难以求稳，故采取了强回避策略，竭力降低不稳定感。“相反，有着漫长海岸线并且致力于征服大海的西方各民族，由于大自然的磨砺与赐予，由于工商业为主的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流通交换，因而形成了热烈好动、重汲取、求变化、广拓展的文化精神。” （徐行言，2004：99）不确定性激发了西方人的冒险热情，他们期望从未知的事物中获取前所未有的利益，所以不确定性回避程度低。 2.社会文化环境传统农业文化造就了中国人强烈的血缘宗法意识，集体主义程度高。曾德昌指出，儒家“中庸”思想的核心是适度、守常。汉代大儒士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不变”即“稳”，为求平稳，中国人形成了全体一致，尊崇传统的价值观。而“不确定性”意味着“变”，故中国人对此的回避程度高。西方的商业文化中缺乏可永久依赖的宗族关系（徐行言，2004：94），而是平等的贸易契约关系，个体主义程度高，为了在动荡的环境中生存得更好，西方人渴望从冒险中获取巨大的利润。古希腊学者赫拉克利特曾提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流”即“变化”，也就是不确定性，所以西方人对此的回避程度低。 3．心理环境隐私是心理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采用心理机制来维护他们的隐私，而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则用物理空间来标明他们的隐私（Gudykunst&Ting-Toomey,1988）。中国传统的宗法集体主义造就了中国人对外群体（out- group）较强的排斥心理，由于对外群体不熟悉，因此认为其不确定性大，为维护内群体（ingroup）的隐私，中国人对不确定性采取强回避态度；而个体主义的西方人虽强调个体的隐私，但他们对外群体排斥感较弱，因此对不确定性回避程度低。三、转变倾向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和儒家的中庸思想产生了中国人较高程度的不确定性回避的文化心态。几千年来，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中国社会一直稳定地保持着这一文化特征。然而，中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