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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进行比较,有相当的一致性。《慧琳音义》成了衡量“汉音”的标准。但这个“汉音”的标准未必适合所有的“汉音”体系,与这个“汉音”的标准有一些不同点,并且大体符合“汉音”的标准,也是正常的。比如作为表现日本汉音体系最重要的材料,日本学者认为就是长承三年(1134年)古写本训点音《蒙求》。《蒙求》语音体系就有自己的特点,它和汉语中古音的关系值得注意。筑岛裕对《蒙求》的研究成绩卓著。比如对长承本字音点诸本的研究,有《长承本〈蒙求〉》(汲古书院,1990年)一书。筑岛裕研究《蒙求》,进行了模写、编撰假名索引、汉字索引,以及分韵表制定工作。沼本克明也编制分韵与声母表,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2.沼本克明在《日本汉字音の历史的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第三部:汉音、新汉音论”中,一方面列出《长承本<蒙求>分纽分韵表》,进行与汉语中古音(《切韵》音系)以及“秦音”音系的比较,另一方面,对《蒙求》所表现的汉音音系进行阐释。我们透过沼本克明等人的研究结论,能够看出日本汉音音系与中国汉语中古音音系之间的密切关系[8]。其一、声母。(1)轻唇音的独立。轻唇音的独立也引起了日本汉音相应的语音变化,比如,拗介音乙类脱落。与平山久雄的研究(《唐代音韵史に於ける轻唇音化の问题》,《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5卷3号)相呼应。(2)全浊声母的清音化。秦音(主要依据中国学者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31年)全浊声母经由浊音到清音的过程。日本汉音也反映了这个过程。(3)鼻音声母的非鼻音化。秦音明、微、泥、娘、疑、日诸母实现了非鼻音化。日本汉音在バ、ダ、ガ、ザ行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マ、ナ、ナ行还保留着,不过,完全是鼻音韵尾,这是逆行同化现象。声母与汉语中古音、“秦音”相重合的地方很多,这些是具有明显日本汉音特点的内容。其二、韵母。沼本克明的研究思路即是和中古音以及秦音比较,找出带有日本汉音特有的语音内容,主要是:(1)东(拗乙)韵唇音字和钟(乙)韵唇音字合流。日本汉音是“オウ”或“ウウ”。唇音字以外,为“イウク”(东韵)、“ヰヨウ”(钟韵),是不同的假名书形。(2)侯韵明母字与模韵合流。日本汉音侯韵明母字成为“ボ”模韵形。(3)尤(乙)韵唇音字与虞(乙)韵字合流。日本汉音尤(乙)韵唇音字“フ”、“ブ”成为与虞(乙)韵字同形。(4)佳(开)韵一部分与麻韵合流。日本汉音佳(开)韵一部分与麻韵合流,不是“アイ”,而成为“ア”形。(5)佳(合)韵一部分与麻(合)韵合流。佳(合)韵一部分与麻(合)韵合流不是“イク”、“ヮイ”,而是“ア”、“クヮ”。(6)元(合)、阳(开乙)、凡韵唇音字在日本汉音中各自成为“アン”、“アウ”、“アム”,和直音韵形相同。(7)尤韵明母字和侯韵合流。日本汉音尤韵明母字成为“ボウ”,是侯韵韵形。韵母与汉语中古音、“秦音”相重合的地方很多,这些也是具有明显日本汉音特点的内容。其三、声调。黄淬伯认为,《慧琳音义》反切表现的是上声全浊字去声化。沼本克明又对此结论进行验证,也拿《慧琳音义》反切与中古音(《广韵》)声调对比,结果是:

全浊上声字有61例读为去声,与黄淬伯的研究大体符合。对日本汉音材料的调查,也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性的结论。结果是几种日本汉音资料(见沼本克明《平安镰仓时代に於る日本汉字音に就ての研究》)和《慧琳音义》反切文献上的情况不同,上声全浊字去声化的比率较低,反映了日本汉音接受中古汉语语音影响时多重化的特点。他使用平安后期《蒙求》朱点材料,并与《广韵》)声调对比(加()号中是超过例数): 上声全浊字保持上声的和变移为去声的大体上是一半,反映了汉语中古音过渡时期声调的状况。

3.日本汉音与汉语中古语音的比较,的确能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不同点是日本汉音自身语音演化的结果,不一定完全是汉语中古“原音”的实态,需要作具体的分析。日本汉音的“国语化”,使得日本汉音距汉语中古“原音”越来越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佐佐木勇《日本汉音の轻声减少について———汉音の国语化の一侧面》与《<蒙求>における日本汉音声调の传承と衰退》两文谈到了这一现象[9]。比如轻声(“轻重”之轻)减少,佐佐木勇选择汉籍训点资料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金泽文库本《群书治要》卷一至卷十(缺卷四),时间是1253年至1257年。对象资料中的声点加点例计有3056例,把它们和《广韵》体系比较,可以知道,日本汉音体系中的声调体系是6声体系(平、平轻、上、去、入轻、入),与《广韵》声调体系(平、上、去、入)基本一致。比较的结果是:日本汉音6声体系与《广韵》声调体系清浊有不相合的地方,那也就是很大的不同点。一是,《广韵》平声清、次清字没有成为“平声清”却成为“平声重”的很多;另一个是,入声的“轻重”之别不分明。

比如,“入声轻”,《广韵》中清、次清、次浊字成为“入声重”的字例却很多。很明显,其基本倾向就是轻声(“轻重”之轻)减少,轻声和重声渐渐倾向于没有了区别。追寻轻声减少的原因,佐佐木勇认为,“音节数”、语头及语头(汉字音声调在词语中的位置)以外的因素、上下字声调的影响(即上下字的声调字清浊、高低升降条件,语流音变)等,适应日语语音特点,都是应该考虑的。比如“音节数”,日本汉字音为适应一字一音节的中国语声调,最初,把假名作为汉字音标记时,其声调音节数不拘于日本语发音的情况,而主要以反映中国语声调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字音声调又向适应日本语音方向变化,音节数的增加,导致了轻声的减少。很典型的是入声。镰仓时代汉字音,唇内入声、喉内入声(泣キフ、特トク等)开音节化,二个音节;舌内入声(物ブツ等)没有开音节化,却保持闭促性质,还是一个音节。佐佐木勇调查《蒙求》不同时代“字音点”版本的声调,版本计50种,时间从平安中期、1134年到1800年,跨度为600余年。日本汉音6声调体系与《广韵》4声调体系比较,发现“轻声的消失”以及“上声全浊字去声化的比例逐渐加大”规律,说明日本汉音传承汉语中古语音声调呈现逐渐衰退的趋势。其实,不独日本汉音,就是日本吴音的“国语化”倾向也是明显的。还以声调为例,“音节数”仍然是影响日本吴音声调体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奥村三雄《音节とアクセント———吴音声调の国语化》(《国语国文》22卷第11号,1953年11月)早已指出这一语音变化现象[10]。正因为这样,许多日本学者一再强调,利用日语汉字音资料研究汉语中古音时一定要注意区分这种情况,不然,也就会陷入一种机械研究的误区,出现难以弥补的缺憾。

[摘　要]　回顾日本学者利用日语汉字音研究汉语中古音历史;介绍日本学者有关日汉中古音对音译音资料的考订与整理成果;留学生论文网评述日本学者日汉中古音对音译音研究的基本观点,如日汉中古音对音译音的资料“互动”作用;日汉中古音对音译音语音系统研究的时空间特征,日汉对音译音研究对汉语中古音研究的影响等。

[关键词]　日语汉音、吴音;汉语中古音;研究历史

【参考文献】

[1]李无未.日本学者的韵镜研究,未刊稿.

[2]满田新造.中国音韵史论考[Μ].东京:武藏野书院,1963

[3]高火田彦次郎.支那语の言语学的研究[J].艺文, 1928—1930,(19,8-21,12).

[4]大岛正健.汉音吴音の研究[Μ].东京:第一书房,1931.

[5]有坂秀世.上代音韵考[Μ].东京:三省堂,1955.

[6]真武直.日华汉语音韵论考[Μ].东京:樱枫社,1969.

[7]小仓肇.日语吴音研究[Μ].东京:新典社,1995.

[8]沼本克明.日本汉字音の历史的研究[Μ].东京:汲古书院,1997.

[9]佐木勇.日本汉音の轻声减少について———汉音の国语化の一侧面[J]·国语国文,1995,(64,10);<蒙求>における日本汉音声调の传承と衰退[J] .训点语と训点资料,19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