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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评价经历了一个由高度赞誉到逐渐有所怀疑的过程，这一变化与自身语境的转型有着内在关联。
《简·爱》在20世纪30年代由翻译名家李霁野译人中国。那正是现代中国女性主义发展的初始期。在这样一种中西交契的时代语境下，简·爱意识中那种既独立、反抗，又寻求两性之问和睦共处的愿望自然引起更多的共鸣。首先，中国的女性作家已开始了自己的群体写作十年左右。
她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许多作品表达了母爱伟大、婚姻自主、女人是人的新思想，宣扬了妇女自尊、自信、自强的新精神；也塑造出了像沙菲女士这样的女性形
象，与简·爱一起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对象。其次，中国的男性进步知识分子扮演着女性意识启蒙者的角色：胡适改编的《玩偶之家》正演得如火如荼，鲁迅在大学的讲坛上指
点“娜拉”出走后的方向。这使得中国的女性主义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历史风貌。屈雅君分析道：与西方女性主义先“破”后“立”的批评进程不同，中国却是一个从“立”到
“破”的路程，“作为解放‘对象’的妇女是以一种同社会中的进步男性站在～起的肯定性力量来反对旧的父权社会，而不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反对整个男权社会”。因而内
在的呈现出积极的、肯定地、建设性的姿态，总体风格较为冷静温和哺J。再者，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初始期。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题是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西方文化思想大量涌入，并在两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使得简·爱的女性意识的复杂性没有受到太多批判性的审视，也使得当时的女性写作自觉不自觉地融人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中。
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与写作受到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更大的牵引．表现出对男性霸权更强烈的批判姿态，似乎中国的女性写作才真正走上独立和觉醒之路。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作为当代文坛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的女性写作正置身于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中心价值在社会转型中分崩离析，商业大潮湮没了个体意义的苦苦追寻，对话的呼声和解构的嘶喊同样震耳欲聋。这使得女性写作的私人性话语在解构了宏大叙事的零散空间里呈现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激进：对于女性而言，主导话语的空无与缺席，似乎提供了她们寻找自我、发现自己和建立女性话语的绝佳契机，她们不必再像前辈那样将自己的肉身性体验屈身在宏大的思想题旨之下，轻逸的私己话语具有了“解放性”的历史意义。相形之下，简·爱的形象多少有些陈旧且不合时宜。
但是，与《简·爱》一样，中国的女性写作却始终保留了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叙述视野。在所谓中国真正的女性作家笔下塑造出来的女主人公形象几乎无一例外的有两个特点：长相漂亮且有知识。如果说中产阶级女性打开女主义文学的篇章是历史的选择的话，那么到如今我们依然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中找不到一个下层劳动妇女的代表就不能不说是～个重大缺陷了。而且在当代传媒的配合下，女性写作越来越热衷于表现都市新新人类那些玩的就是心跳的情爱游戏。在凸现了都市女性的另类存在的同时，正是中国的当代女性写作，将更广大的女性群体的存在遮蔽
了。因此，与其像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那样批判简·爱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妥协与屈从，不如在真正承认《简·爱》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推动意义后，认真检讨一下小说叙述视野后隐藏的主人公身份意识的局限性，以期找出自身的视阈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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