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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图书馆员James 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书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中，F.W. Lancaster勾画出电子图书馆的模型。而后二十年的网络发展，更让图书馆走入历史，走入网络。现今网络服务已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而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取得方式也跟着改变。透过远程的期刊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学者可以轻易取得所修数据不必远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论图书馆是否经营更加有效率，这种取得信息的方法，势必改变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习惯。此方面的主要的影响有二：一是电子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阅读可否取代文本阅读。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 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 (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 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 Miall 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
The availability of academic discourse at all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 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1412)
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二）颠覆文本
虚拟图书馆所呈现的数字信息往往是一种超文本，George Landow等学者所提倡的超文本阅读，可说颠覆了传统的文本结构。以超文本来创作或是阅读成为网络时代的一种后文学现象。
传统的文本以纸本印制为主，讲求的是书中的文字张力；而超文本，除了加入不同的呈现媒体外（如图像、声音等），更是以所谓的超级链接(hypterlinks)当成其阅读途径，超文本阅读认为其阅读行为突破传统的线性阅读，采取跳跃或是断裂的阅读模式，可以创造更多的阅读空间。当超文本进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文本的概念被打散了。任何媒体所呈现的讯息都可以成为文本，也呼应了自Roland Barthes以来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学者对文本的颠覆与诠释。网络的文本颠覆确实丰富了文本研究的空间，也让英美文学研究者进入不同的研究领域，如研究文学与电影改编、文学与电玩、文学与图像、文学与多媒体的互动等。从作品(work)，到文本(text)，而后进入所谓的discourse，也正点出英美文学研究的重心移转。
然而超文本阅读或是创作，真的是打破线性阅读或是开启阅读与研究的新天地吗？Miall指出，超文本研究（或是其它非文字的文本研究），往往重视媒体本身的研究，降低了研究的议题多元面貌。而超文本的阅读，虽号称创作不同、提供多元，其实却是制作同构型及连续性。(1412)。因为其超级链接乃是经过设计，其多元化是作者的单一化，指导读者按照其所定的“线性”来阅读，反而不如传统的纸本阅读，由读者来主导，更加具主导性。此外计算机屏幕阅读，限制了阅读长度及流畅度，伤害了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
此外，文本的无限延伸，反而减低了文本本身的主体性，到底文学研究的文本在哪里？文本是否应具普遍的文学价值或美学观，都造受了严格的挑战。
（三）文化研究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 non-European countries, 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forms of rhetorical 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 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 （页7）。当为教育学者，
... we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