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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拉”（希伯来语之音译，意为“启蒙”）运动，使犹太文化从蒙昧、保守的中世纪状态步入了文明、开化的现代社会。这场启蒙运动的影响非常深远，到了19世纪80年代，不少流散欧洲的犹太青年开始刮去胡须，脱去长袍，说起了种种欧洲语言……然而，许多犹太人矫枉过正，在“现代化”之途上越走越远，最终背离了自己的传统，全然放弃了犹太教，甘愿“成为模仿欧洲文明的猴子”⑤(卢梭语)。
　　卡普兰曾专门述及美国犹太人的信仰危机，他说，“对大多数犹太人而言，拯救(Salvation)已经意味着在工业、商业、艺术及社会领域中所追求目标的自我实现。因此，他们对任何群体而不是给予他们公民权的国家的依附，是该群体以所提供的实现自我表现及创造性发展的机会为条件的。尤其对广大的工薪阶层而言，传统的拯救观念已变得毫无意义。如果他们关心社会的话，他们就会在一些社会变革和运动的规划中寻找拯救。对大部分人而言，他们过多地被养家糊口及老弱保险的问题所困扰，以至于除了眼前利益之外，他们不再担忧别的任何事情了”⑥。20世纪30年代移居美国的辛格，眼见格托里的美国犹太人不断走出来，越来越多地与异族通婚，他们的宗教意识日趋淡漠。对犹太人这种迅速“美国化”的现象，辛格胸中充溢了无可名状的“忧煎”⑦之情。
　　辛格所描写的主人公雅夏所处的时代，正是这样一个科学与宗教激烈交锋的新旧交替时代，因此，可以这么说，神性退隐，人类感到精神迷茫，现代科学技术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身处现代性渗透生活方方面面的雅夏，思想徘徊于善与恶、理智与情感、虔信与怀疑这样剧烈的斗争之中。从《卢布林的魔术师》我们清楚地看到，他有机会接触了一些科学著作，尽管只是通俗读物，却对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中他知道了太阳系理论，懂得他能够在绳索上行走，是因为他设法保持了重心平衡……科学知识动摇了他对犹太教的信仰，使他失却了心灵的宁静。科学精神“生长”了，上帝却“死亡”了。
　　早在占领迦南的士师时代{8}，犹太人便在“流奶和蜜”的“应许之地”无忧快乐地生活着，即便在流散时期，他们的心中依然快乐。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有令他们虔敬的、与他们立约的上帝。犹太人对上帝的虔敬到了把自己的子女作为燔祭献给上帝的程度{9}。犹太《圣经》说，若犹太人稍有不慎违背上帝，马上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10}，因此犹太人对上帝的侍奉不敢有丝毫懈怠，对信仰也不敢有稍许怀疑。他们就这样在敬畏中尊奉着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上帝和伦理道德，他们尊崇律法就像遵守法律一样。在犹太教中，律法是犹太人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像摩西时期摩西与上帝所立的约定{11}就属此列。在“摩西十诫”中有禁止偷盗、禁止通奸、禁止说谎、禁止偶像崇拜等等，另外还有许多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下来的一些生活规范，都属于犹太律法。它们虽然没有法律那么严酷，但违反犹太律法轻则受到族人、教派谴责，重则被开除教籍。总之，几千年来，犹太人心中总有一道不敢逾越的心理矩线。现代文明给犹太人带来了“智慧之果”，让他们“眼睛亮了”，但从此让他们丢失了心理乐园。《卢布林的魔术师》中的雅夏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外省巡演魔术，接触了五彩斑斓的花花世界，同许多女人勾搭，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罪恶渊薮：说谎、通奸、偷盗……不知违犯了多少戒律！按照犹太教的标准，真可谓恶贯满盈了。然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雅夏一朝改邪归正马上立竿见影，瞬间成了“忏悔者雅夏”了。雅夏最终把自己锁闭在石屋里终身忏悔，说明他意识到了精神上所走过的“弯路”，他需要上帝，需要内心的宁静。
　　《卢布林的魔术师》告诉我们，恪守传统和宗教教义自然会获得内心的平静，这对那些迷失于现代文明、不懂得信仰真义、无法平息内心浮躁的现代人来说，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雅夏在自囚中苦苦希求的就是隔绝尘世的纷扰、平息浮躁、寻找上帝信仰:一种指引人心的精神力量。
　　从雅夏的故事我们看到，神性退隐之后，人们重新寻回失去的乐园的路是多么艰难曲折；它同时也启示我们，信仰从来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事。随着上帝在信徒心中的一次次“死去”,人最终才能与上帝“相遇”。而真正的“上帝之死”实际上是“人之死”，因为一旦那些习惯于崇拜上帝的人们抛却了上帝，他们便会如脱缰的野马那样，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从而失却了原有的最高价值和生活伦理，这样的灵魂又无异于死亡。
　　雅夏的故事还告诉我们，在物质丰富的消费时代，我们一方面在追名逐利，另一方面千万不能失却我们可贵的信仰。现代社会“理性化”除去了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之后，并非说要消灭宗教，宗教在西方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些神秘的、宗教的力量，以及基于它们而形成的有关责任的伦理观念，在过去历来就对行为有着至关重要、促进生成的影响”{12}。
　　面对神性的退隐和精神的荒漠，人类何去何从成了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作为具有高度敏锐感知力的犹太作家，辛格为犹太人在现代文明裹挟之下，渐渐丧失犹太性深感忧虑；然而，更令他忧心忡忡的是，世界范围的科技发展一方面使人能力巨大，另一方面又使人欲壑难填——日益“羽翼丰满”的现代性使得现代人在科学的“诱惑”之下不断抛弃昔日的信仰，转而只信自己，只信满眼横飞的物质。辛格所思考的是，“上帝死了”之后，人们拿什么来救赎他们的灵魂于精神的荒漠？又怎样把自己渡到精神的彼岸？于是，他通过自己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昭示那些“迷途的羔羊”，重返精神的“伊甸”。

参考文献：　
　　① Friedman， Lawrence S. Understanding Isaac Bashevis Singer.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8. p10.
　　②③④ 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鹿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45页，第145页，第146页。
　　⑤ 参见张倩红：《困顿与再生——犹太文化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第84页。
　　⑥ Kaplan, Mordecai M. Judaism as a Civilization. PA: Jewish Publications Society, 1994. p.13.
　　⑦ 傅晓微博士用“忧煎”一词对辛格的民族焦虑之情作过专门论述，详见其《辛格“民族忧煎情结”探析》，《外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3期。
　　⑧ 士师时代：犹太人所处的部落联盟时代（约公元前1230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士师”是指被赋予上帝智慧的军事首领。详见《新旧约全书·士师记》。
　　⑨ 《圣经·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献子燔祭。
　　⑩ 如《圣经·出埃及记》第32章“金牛犊事件”后，若非摩西苦苦哀求，上帝定会怒毁以色列人。
　　{11} 即《摩西十诫》。
　　{1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龙婧译，群言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