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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已被广泛使用。‘身份’不等于特性、特征，但特性、特征、特点都是身份的表现。我们所说的‘身份’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和概括。它包括五种主要成分，（1）价值观念；（2）语言；（3）家庭体制；（4）生活方式；（5）精神世界。”并精辟地指出：“‘身份’批评运用于文学研究中，是与对主体的理论反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后结构主义极力鼓吹主体的打碎或消解，但实际上人类不能离开身份而生活，那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9}无疑，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创作群体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她们的创作必然带有浓厚的身份意识，既有其阶级属性，又打上性别身份的印记。这里本人无意重复学界诸多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叛逆精神的论述，相反，从她们及其作品中的苑囿于时代流俗的角度进行解读，或许能够切近其心灵与表达的某些“真相”。
　　不妨考察一下文本中简·爱对“贫穷”问题的态度。小简·爱态度鲜明地表示：“对于辛勤劳动、受人尊敬的贫穷，他们不大能理解；他们把贫穷这个字眼儿只跟破破烂烂的衣服、不够吃的食物、没生火的炉子、粗暴的态度和卑劣的习性联系在一块儿。在我看来，贫穷就是堕落的同义词。”{10}内心里她认为贫穷就是屈辱的同义语。离开桑菲尔德的简宁愿死在小山上、荒野里，也不愿死在街上或来往人多的大路上，“让乌鸦和渡鸦——如果这一带有渡鸦的话——把我的肉从骨头上啄去，这要比装在济贫院的棺材里，在乞丐的义冢里腐烂好得多。”{11}有人将简·爱对贫穷的认识与看法，看成是阶级偏见，甚至是鄙视下层人民的表现，显然是脱离了历史地评判作家的话语语境的粗暴做法。上文才提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念中就有一条“穷人受穷，是他奋斗不力”。可见，夏洛蒂是认同了这一价值观的，与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歧视与否根本不相关。所以在《简·爱》的后半部分，圣·约翰家的女仆汉娜拒绝收留出走的穷愁潦倒的简，简又说道：“世界上有一些最好的人，像我一样一无所有；要是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就不应该认为贫穷是一个罪过。”{12}以基督教仁爱精神提醒汉娜应该平等待人，特别是应该帮助那些境遇比自己差的人，这显然也符合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考察语言自身，会发现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贫穷就是堕落的同义词”，“贫穷不是罪过”，存在一种“受人尊敬的贫穷”。然而，依据“情感结构”这一理论术语或可化解其中的矛盾。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固然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想观念形态，现实却也存在诸多变数，奋斗会有成功，但奋斗不一定必然导致成功，化解这一矛盾的手段便是在文学文本中利用我们熟知的“飞来横财”，解决主人公的无财无地位的尴尬，满足中产阶级那一套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本人过去一直认同简·爱的爱情宣言是其反叛意识的强烈而集中的体现。在今天看来，这一认识从总体上说固然不错，但在进一步的细节考察中，居然有很值得“怀疑”的地方：“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13}这该如何解释呢？“美貌”与“财富”都是外在的东西，简·爱本人并没有因为财富和外在的条件才离不开罗切斯特，那么，她为什么以为外在的财富与美貌是吸引罗切斯特先生的法宝呢？《教师》中同样一贫如洗的教书先生克利姆斯沃思也曾因为贫穷而“只觉得一阵剧痛穿心，这是我从未感受过的痛苦，一种因自己地位之低下、金钱之匮乏而感到耻辱的痛苦；伴随着这痛苦，也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多做事、多挣钱、出人头地、发财致富”{14}。
　　更有意思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纯洁生活运动”将婚姻生活导向了婚
姻神圣性的坚定信念。那么，婚外恋、离婚、背叛自然为道德理性所不齿，然而现实生活无法避免这些现象的存在，移除障碍的法宝便是让已经成为障碍的人物发疯、酗酒、出走或意外死亡，从而达到对既定的观念的维护。因此，《简·爱》中伯莎·梅森疯狂而死、《房客》里亨廷顿酗酒纵欲而死。
　　显然，无论是第一人称主人公的言行或故事情节的构建都显示了作者潜在的“情感结构”，那就是基于中产阶级的身份意识对于所处时代的普遍的价值观念的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夏洛蒂也好，安妮也好，是没有超出她们的身份局限的。
　　
　　三、空间叙事的潜意识：心灵自由与“帝国想象”
　　
　　空间叙事除了提供情节结构、人物性格发展变化的外在物质条件外，还立体构建了作者自身的“感觉结构”或“情感结构”，毫无疑问，作家的空间设置是“有意味的形式”。
　　首先，空间迁徙的心灵自由导向。
　　主人公境遇与生存空间的变化密切相关，也许可以这么说，生存空间成为寻求心灵自由的标杆。简·爱从盖茨海德、罗伍德、桑菲尔德、“沼屋”、芬丁庄园的地域变迁预示着“禁锢”——“自由”——新的“禁锢”——新的“自由”的循环上升，并最终达到新的平衡。
　　《房客》的格拉斯戴尔庄园禁锢了海伦的爱情想象，心碎而到破败、苍凉，充满神秘感的怀尔德菲尔山庄生活，获得自力更生的“自由”；丈夫亨廷顿重病，重回格拉斯戴尔庄园，再次“禁锢”；亨廷顿“意外死亡”，禁锢解除，并拥有格拉斯戴尔庄园。与《简·爱》一样，通过对地域变迁的描绘，构建女性主人公经济与精神的双重优越意识。
　　《呼啸山庄》里凯瑟琳的空间迁徙也暗喻了一个从“自由”——禁锢——死亡——“自由”的心灵追求过程。充满自由气息的呼啸山庄的荒野和潘尼斯顿山岩——代表制度、教养、礼仪的画眉田庄——最后的遥望呼啸山庄而死，以肉体的解脱重获自由，表达出对自由的渴望、对原始生命力的激情，心灵回归精神家园。艾米莉曾在1841年3月1日的一首诗中写道：　　
　　我若祈祷，那唯一
　　启动我双唇的祷文只有：
　　“请别扰乱我的心，
　　给我自由。”
　　是的，短暂的生命已近终点，
　　这是我唯一的祈求——
　　无论生死，但求心灵无拘，
　　又有勇气承受！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1
5}
　　在艾米莉看来，心灵的自由其实是以摆脱环境与物质的依托而最终获得的，哪怕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见到彭伯利庄园时，自卑情绪抑制了她对达西先生的爱情；《房客》的马克希姆见到“宏伟堂皇”的格拉斯戴尔庄园，“心就凉了”。“这庄园……对一个没有心事的人来说的确赏心悦目，但一点也激不起我的情绪。然而唯一使我觉得宽慰的是，这一切全都留给了小阿瑟，严格地讲，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由他母亲来继承。”{16}
　　这里我们似乎验证了简·奥斯丁“婚姻以爱情为基础，但不可忽视金钱的地位”的爱情价值观念，也明白了安妮笔下的理想男性在面对金钱家世上的不平等时心中具有的巨大阴影。空间叙事的功能其实承载着物质与财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影响力。无论是伊丽莎白的自卑心理，还是马克希姆的侥幸心理，抑或其他名家笔下的相似叙事：于连站在富丽堂皇的德·瑞那市长家门前不敢按门铃，站在德·拉·木尔侯爵府邸前又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住在这样富丽的地方的人，怎么会感到不快乐呢？”……都表明空间的转换与变迁既显示人物生存境遇的改观，更彰显人物心理、精神的内宇宙的丰富复杂。说到底，与心灵自由的终极追求密切相关。
　　其次，小说叙事中的“帝国想象”。
　　赛义德发现，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文化中，到处隐含着帝国经验，尤以英国小说为甚。即便某些小说家本人并无海外活动经历，可在帝国意识形态氛围下，他们的作品也渗入了殖民主义思想，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赞同海外扩张的舆论。{17}萨克雷、狄更斯作品中自然也涉及到了这一内容。夏洛蒂的《教师》中，一开始便以男主人公威廉·克利姆斯沃思的朋友查尔斯去“殖民地任职”为起点。《简·爱》中则多次涉及了英属殖民地的信息：圣约翰向简·爱求婚以便一同去印度传教；罗彻斯特与西印度群岛一个种植园主兼商人的遗传有疯病的女儿伯莎·梅森在牙买加结婚，从而获得三万英镑的陪嫁；简·爱的叔叔在马德拉斯岛留给她五千英镑的遗产等等。目前还未查证到三姐妹对殖民问题的看法，但创作中用来完成对“财富受人尊敬”的价值观的肯定的做法则是明显的。无论是合法继承还是欺骗攫取都体现了19世纪现实生活中对金钱的关注态度，都涉及到了这种殖民经验，陷入了流俗的解决问题的避重就轻心理。
　　维多利亚时代精神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自身就存在矛盾性。一方面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