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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团的福利作贡献时,他们玩忽职守,无所事事。他们害怕黑暗,是荒谬的恐惧感的牺牲品。当他们加入狩猎者的团伙,在杰克军事式严厉和专横的领导方式下感到安全时,他们变得顺从、守纪律。杰克由几个狠毒的孩子辅佐,其中的罗杰(Roger)屈从于固有的本性,成了专横的施虐者。以上分析表明,《蝇王》涉及人类社会准则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全部内容,既具普遍性又具当代性。它是一个深深根植于儿童的物质和心理世界的象征性的故事,是对巴兰坦的《珊瑚岛》发出的一种令人难忘的强烈抗议。巴兰坦刻画的儿童没有罪恶,正如弗兰•克莫德(Frank Kermode)所说的,他们属于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孩子们出自阿诺德学校,被证明没有原罪”。[2](P198)他们无所畏惧,彼此彬彬有礼,颇有“绅士风度”。他们使十九世纪中期大英帝国的优越感、自信心、盲目乐观和自满情绪具体化了。一天晚上,他们听见遥远但很可怕的哭喊声。有人暗示说,可能有鬼。杰克回答:“我既不信鬼,也不担心。我本人从未见过鬼,也从未遇到过任何见到过鬼的人。我发现,只要仔细观察,陌生以及难以解释的事物,其实都是很简单的,都能够得以解释。我当然无法想象那是什么声音,但是我确信,我很快就会弄清楚。”[3](P84)他们都是富有理性的人,忠实地向别人复述他们已接受的教训,并确信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长久地抗拒他们。他们是帝国的建设者:“我认为那(失事后,落在这个岛上)棒极了,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情,是展现在我们三个快乐的小水手面前最壮丽的景色。我们已得到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岛屿。我们将以国王的名义来占有它。我们将加入岛上黑人居民的行列。当然,我们会自然地上升到社会的顶端。在未开化的国度,白种人总是这样”。[3](P23)不同于戈尔丁塑造的人物,他们的举止规矩,说话像成人,讲究卫生,保持清洁,甚至赞扬冷水浴的价值。不过,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些可爱的岛屿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天堂”。[3](P36)这些“方面”包括岛上食人生番的来访,以及不信教的土著和海盗的出现。一天,他们看见一群涂成花脸的野蛮人,乘上木舟登上了他们所在的岛屿,与其敌人进行了一场恶战之后,正准备把那些受害者的肉烤着吃。另一次,拉尔夫被海盗俘获。这些海盗被认为是恶毒的人,因为他们不尊重基督教福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信基督教的土著对他们是有用的,因为这些人驯服野蛮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效[3](P246)。也因为“南部岛屿中轮船可以驶进并能舒适地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的唯一地方,是基督教福音曾经传播到的地方”。[3](P241)在《珊瑚岛》中,那些土著的脸“除了刺有花纹之外,还涂了红油漆,并加绘了白色的条纹”。[3](P197)在《蝇王》中,没有土著的食人生番,杰克和他的狩猎同伙涂成花脸:“杰克开始跳舞,他的笑声变成了一种残忍好杀的咆哮……其面具是某种独立的东西,杰克藏在其后,逃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1](P80)善与恶的差别不是区分基督教徒与食人生番的依据,“分界线”贯穿着人的本身。戈尔丁在展示孩子们在岛上日常生活的过程中,谨慎而又突出地强调了所有孩子潜在和不可抵拒的偏执和残忍性,连那些不属于杰克团伙的孩子也不例外。西蒙“反常”,因为他与众不同;尽管拉尔夫和皮基构成了一对好伙伴,但是拉尔夫总是情不自禁地戏弄和嘲笑笨拙的皮基,因为“愚弄皮基总能使人得到一些乐趣,即使是偶然所为,也是如此”。[1](P81) 巴兰坦笔下的热带岛屿,一切似乎都十分宜人,孩子们的生活构成了一幅田园画。戈尔丁否定了巴兰坦的田园画。他强调了小岛的两面性:既明亮又黑暗。他谈到“小不点们”因吃了太多的果子而闹腹泻,谈到他们焦躁不安,谈到布满猪头的蝇王。西蒙在昏迷状态下,发现那个猪头变成了蝇王。戈尔丁在引起读者对一群孩子同情的同时,也逐渐利用读者对污垢和野蛮行为的厌恶,来增加他们在发现那条“分界线”为什么这么轻易而且无可挽回地被越过时的恐怖感。戈尔丁还通过揭示英国基督教文明的脆弱性,推翻了巴兰坦对英国基督教文明优越性的盲目信念。在人固有的作恶潜能、人的暴力倾向和未被承认的荒谬恐惧感的压力之下,那些文明的准则很容易自内部破裂,于是为遍及自然和人类世界的邪恶打开了许多方便之门。这两部小说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差别是:巴兰坦笔下的人物不发展,他们英勇地经历了一系列令人激动的冒险活动,却没有任何改变。孩子们是精致完美的产品。该小说是对十九世纪中期人们信念的一种陈述;戈尔丁则描述了其人物逐渐且不可避免的堕落过程。这种堕落最终导致他们的社会崩溃。然而,这部小说并非完全是悲观的,它是一种寓言,一次严重的警告。尽管在小说的结尾,拉尔夫即将战败,但是他在整个过程中学会了很多东西,已经成熟起来。最终,他认识到了皮基大脑的质量和价值:“拉尔夫为……名叫皮基的这位聪明、真正的朋友跌下悬崖而哭泣”[1](P248)。他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多,但他了解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他自己。他已看透了人的真实本性:“拉尔夫为天真的结束、人心的黑暗而哭泣”[1](P248)。小说在他有了新的认识时结束。这种认识是痛苦的,但它却是新的开端的必要前提,因为戈尔丁的小说强调过程、变化和运动,不可能关闭动态生活的大门。在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中,克鲁索不同于巴兰坦和戈尔丁笔下的人物,他起初是孤身一人在岛上,但这并不影响《鲁滨孙飘流记》与其它两部小说的比较,因为它们的大致情况是相同的。主人公独居孤岛这一点,反映了笛福对个人及其在不利的环境中生存和组织生活的能力感兴趣。笛福的主人公是巴兰坦主人公的祖先,是新时代的先锋。这个新时代最终产生了《珊瑚岛》中自我满足的主人公。他们的主要差别在于:克鲁索是有助于构建大英帝国的上升力量和新活力的代表,而拉尔夫、杰克和彼得金(Peterkin)则享有他们继承的地位,完全依附于大英帝国。戈尔丁的人物出现于鲁滨孙•克鲁索开创的那个时代的末期。此前,《珊瑚岛》所表现的社会精神风貌,其人物的盲目乐观情绪,自信心和对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准则的信念,都已衰落。戈尔丁的人物不得不经历这种可怕的衰落。鲁滨孙•克鲁索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他的大部分时间和经历都用于解决这些困难。他常常失误,却不停地尝试。由于他的忍耐力,他的劳作和他“干”事情、发明创造的能力,他终于赢得了胜利。当初,除了从失事船只上拾起的几个工具外,他几乎一无所有。最后,他却难以令人置信地仿造了文明世界里许多使生活舒适的设施和物品:他首先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城堡”,随后又建造了一幢“避暑别墅”,并根据它们各自的功用作了装修;他制作了日常生活中可能需要的所有器具;他还为自己制造了一只小船,并成功地制作了一些陶罐。他逐渐重新创造并经历了我们文明的各个不同阶段:首先,为了生存宰杀动物,接下来驯服饲养动物,实行耕作并组织经济生活,这种组织安排甚至提前了两到三年。《鲁滨孙飘流记》颂扬了人做事的能力,以及经历任何打击都决不倒下的个人品质。他的精力、常识和实际智慧是征服环境所必要的一切。戈尔丁笔下的孩子走的是相反的方向。他们发现了“事情被弄到这种地步”[1](P173)的原因。“不成功的原因”[1](P177)存在于他们自身:“人类的原发性疾病”。[1](P111) 清教主义是该时代风貌的另一个方面。它清楚地显露在笛福对待公众的态度上和小说本身。笛福属于商人、店主、工匠、雇员和士兵这个阶层,他为他们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广大的中产阶级读者对小说怀有偏见,因为他们反对小说虚构事实。笛福知道,有必要使中产阶级读者大众相信,他所写的是实际生活,是事实。他们从中可以学会很多东西。他的书包含着道德教训。关于这一点,笛福在《鲁滨孙•飘流记》的前言中说得很清楚:“故事主人公以朴实严肃的态度,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并像所有明智的人一样,把其遭遇的每件事都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用现身说法的方式教导别人,让我们在任何境遇下都要相信和尊重造物主的智慧,一切听其自然。编者相信,本书所记述的一切都是事实,没有任何虚构的痕迹”。[4](P8)这就是笛福消除读者清教疑惑和担心虚构故事心理的办法。他使小说充满了各种具体细节。他逐字描述了“制作”一个物品的整个过程,似乎读者也要仿作。他非常精确地安排每一个事件的时间和空间位置。因此,他取得了真实的效果,从而得到了读者的信任。克鲁索孤身一人独处岛上,渐渐意识到自己虚度光阴。“我过着一种可怕的生活,对上帝全然无知无畏。”[5](P139)因此,他将现状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