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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代留美运动的最高峰[12]。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成为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国的文化外交的主要形式。在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1947年11月10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与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南京签订了《教育交流项目筹资协议》，（FINANCING OF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史称富布赖特协议（Fulbright Agreement）。从1948年8月至1949年8月，共有41名美国公民获得富布赖特项目资助来华资格，其中27个学者和学生来到中国研究和学习，而另外14人由于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奖学金暂停发放等原因而最终无法来华，这成为他们终身遗憾；这27个幸运者中有4名访问教授、7名研究学者和16名研究生[13]。美国在华的教育文化机构成为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另一重要行为体，尤其是教会组织及其管理下的学校。1947-1948年，据估计在中国共有300万天主教徒、70万新教徒。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教育机构拥有很高的宗教成分，集中在小学和初级学校。1948年，4500个天主教学校拥有32万中国学生[14]。1948年新教教会大学共有在校学生11,000，天主教教会大学学生共有4000名，占整个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的十分之一[15]。正如美国人所认为的一样，“这些大学为亲美的中国知识人士的储备做出了贡献。[16]”在高等教育领域，在华神职人员大量传播西方知识，如基督教教义、自由民主社会理想、高等学校的课程、西方流行文化小说和电影等。除了高等教育外，美国信息署（American InformationServices）在中国也设立了信息服务处。服务处内设图书室，藏有西方文学作品、放映西方电影，全面传递西方国家生活中的积极的信息。美国所拥有《中国周刊》（China WeeklyReview）和《上海晚间邮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Mercury)在中国的发行，也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它们主要供在华的外国社区阅读，也提供给学习过英语的中国人阅读。这些报纸也报道中国相关的信息。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在华居住西方人士，他们把西方文化传播给生活在外国人居住区的中国人，从古典音乐、最新流行的歌曲到咖啡、可乐等饮料。但最有渗透力和影响最深远的是美国的电影，战后，美国电影充斥着中国的市场。三、与解放区初试文化接触：理想冲动与现实无奈1942-1945年苏联常驻延安的记者（实际上的政治观察员）彼德·乌拉迪米洛夫（Peter Vladimirov）在他的日记中分析，1944年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的一页，华盛顿已经在踩钢丝绳，要求控制中国主要战略要点，包括延安特别区域（Special Area，指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笔者注）；罗斯福政府相信通过努力在共产党控制区建立一个亲美国的集团将不会有问题[17]。于是美国政府在抗战后期开始注意尝试对共产党控制地区进行文化活动。马歇尔将军在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延安的共产党控制区进行和平谈判斡旋初期，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对华文化项目负责人有违常规向他提出建议，对华文化项目应该延伸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由国务院文化关系司的项目支持那里的教育文化代表到美国学习一年。马歇尔将军批准了这个计划，将之视为其正在努力同国共双方保持不偏不倚关系的体现[18]。他授权从共产党控制区挑选出4个代表，周恩来批准了这个动议，1946年5月底周恩来的同意函电传给了美国国务院。同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美国驻中国临时首都重庆大使馆文化专员费正清先生的夫人费慰梅女士飞往内蒙古共产党中央机关临时所在地，拜访了华北联合大学（干部培训学校）的副校长周扬，并同4个建议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学习的受推荐者见面。38岁的教育文化领袖周扬本人是4个代表中的一员。1946年7月，这些受推荐者乘美国的飞机到达南京，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护照，然而非常无奈和遗憾的是，他们的申请都被否决而无法成行。美国政府对延安边区文化接触的尝试还包括美国新闻记者在八路军控制区的采访报道活动。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对日作战中的作用的不断提高，美国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的关注不断提升。在美国等反法西斯国家的要求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944年5月统一派中外记者代表团赴中共控制区考察采访。这些记者中包括5名来自美国的新闻记者，如：斯坦因、福尔曼和爱泼斯坦等，他们除了个别蓄意歪曲共产党及其领导下解放区的形象外，大都能够客观采访报道共产党的领袖和他们的抗日主张以及解放区战士和民众的抗日情况，让世界尤其是美国人民增加对中国抗日实况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斗争中不同表现的了解。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三位记者的表现尤其突出，他们以作品《伟大的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生平和时代》、《人类的五分之一》和《红星照耀中国》比较真实、客观地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映延安领袖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对抗日的政策主张，深化了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意义的认识，以及展示了以农民阶层为主要力量的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优秀事迹等。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与美国政府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同样抱有期望。中国共产党就战后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设计时，也包含了文化合作。毛泽东曾经向谢维斯提出美国可以在延安设立领事馆的建议。1944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特别指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这不仅仅在抗战中有此需要，即在战后也有此可能，就国家而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在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又以美国最密切……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和政治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19]这种谋求全面合作的考虑，把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与战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起来，美国作为盟友和合作者被接纳其中[20]。但是后来杜鲁门政府所推行全面扶持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彻底碾碎了中国共产党原有的与美国全面合作战略构想，而文化合作理想的破灭就自不待言了。四、结语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凭借其强大的军事机器不仅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封锁，而且还对中国进行文化摧毁和所谓“文化亲善”。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受到严重的破坏。美国出于自身的远东利益需要，对中国抗日战争由最初的同情发展到珍珠港事件后的同盟关系的建立。作为同盟国，美国不仅对中国提供了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也提供了文化援助；同时美国的新闻界也开始宣传中国英勇抗日的事迹，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了文化接触。这些文化外交活动客观上对增强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维持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知识联系，增进两国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理解与信任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它们又是其长期对华文化传播和价值渗透的续延，是美国欲实现成为战后全面意义上（包括文化力量）的世界大国战略的一部分。参考文献： [1]Oliver Schmidt,“Small Atlantic World:U.S.Philanthropy and the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 Scholars after 1945”,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eds.,Jessica C E.Gienow-Hecht&Frank Schumacher,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3.P127. [2]Donald Bishop,“Closing the Understanding Gap—A mericanFulbright Professors in China”,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June 1,1999.P482. [3]Gary E.Kraske,MISSIONA RIES OF THE BOOK,The AmericanLibrary Profession and the Origins of United States Cultural Diplomacy,Westport,Conn.:Greenwoods Press,1985.P95. [4]Ibid.P94. [5]Wilma Fairbank,A merica’s Cultural Experience in China 1942-1949,Washingt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