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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Peter已完成了对Mary信息意向2)所传送的 “静默语”交际意向的识别与解读,于是,他采用简单有效的补救措施将“冷场”的尴尬气氛敷衍过去。同时,Mary “静默语”的交际功能也得到了实现。此处的静默语,具有 “启示功能”,Mary向Peter表明,她不想回答有关个人隐私的问题。以上的例证再次说明,适度的保持沉默是处理跨文化交际中礼貌原则的积极有效策略。 (四)静默语作为逃避公开表态的策略通常情况下,遇到要求交谈者中的某一方公开地表明自己的态度的场合,该交谈者必须保证采取最合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过分直白的“hello,no”去拒绝别人的请求或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跨文化交际中最不可取的表达方式。(陈治安,2005:106).相反,明智的交谈者往往采用迂回的方式而不是公开直白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之间的交流中,有时候需要其中的一方表态,面对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来自亚洲的人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经常在这种场合下保持沉默来维护自己的面子和继续他们的交谈。这种现象在课堂交流中更为明显。看下面的例子: 3)“Raise your hands if you agree!”Dr.William N. Brown begs his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No response. “Then raise your hands if you disagree!” Still nothing. “How about raising your hands if you’re awake?” Some glance about awkwardly,but none dare raise their hands,or break the silent vigil they've kept since pri- mary school. (From The World of English,1996,10:44)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中国学生的迂回和老师的无奈。他们的沉默可以看作是他们的确不知道答案或者是一种间接的回答,唯一的目的是逃避公开表态并且做到对对方的礼貌从而赢得自己在交谈过程中的有利地位。二、静默语的文化依附性 “静默语”是一种文化现象,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一般说来,西方人对“静默语”的态度比较消极,而东方人的态度则相对积极。例如,美国人总是喋喋不休,因为他们把“静默语”理解为交际的缺乏。而在东方,能言善辩常常被认为是多余的或不可信的,一位健谈的人往往被视为 “无诚意”“、说大话”等。中国人强调“慎言”、“少言”,宁可不说,也不愿言辞有误,日本人更是认为“一切邪恶自口出”“,静默语”表示敬意、顺从和友好。鉴于他们在不同文化影响下所形成有强烈差异的表现和行为,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对跨文化交流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因素,进而能推动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和展开。 (一)东西方语言观的差异语言在东西两种文化中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西方语言学的发达无形中展示出语言在西方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古希腊时代起,语言在西方人眼里是探索和表达真理的工具,是延伸自我和影响他人的工具。“修辞学”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一直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被视为“一门在口语或书面语中用语言劝导和影响他人的艺术”。因此语言得到普遍重视和研究。Reader和Wusih在对美国商界口语交际所做的调查中发现,95%的人认为口笔头交际能力在他们工作中极为重要。无论是政治大选还是日常交谈,西方人往往通过语言展示自己的才华。《新约》中有这样的记载:“泰初有言,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就是上帝。”上帝以语言创造世界。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自然要靠语言来维系和沟通,掌握在上帝手中的真理也需要用语言去探索和研究。由此,信奉上帝的西方人视语言为神圣。因此在他们看来 (如意大利人,美国人,纽约犹太人)大多认为静默是不可忍受的,是一种缺乏交往、无礼的消极行为,从而形成一些文化定势和偏见。沉默通常被理解为冷淡、气愤、敌视、反对、羞怯、难堪、轻视、厌烦和冷漠。难怪西方人在作完讲座后对东方人的沉默感到困惑不解。而在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东方,语言的力量是极为有限的。相反,无言或少言则被广为倡导和称颂。老子是中国文化语言观的代言人。他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可见,言辞实在是受人鄙视和怀疑。《道德经》中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这与西方盛行的修辞背道而驰。孔子主张慎言,寡言,强调“君子欲讷于言, 而敏于行。”教育其弟子少说话,多做事。又言:“四时行焉,天何言哉”,既然自然规律都是完全独立于语言之外的,讲话自然是不必要的。另外还有“静水流深”,“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一切邪恶自口出”, “言多必失”等格言深深扎根于东方文化中。据统计,日本格言中63%反映了消极语言观,西方人强调语言的力量, 东方人则更侧重于人格的魅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子不以言举人”。可见,在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人的修养而不是人的语言。 (二)编码方式的差异 E.T.Hall提出了强交际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 ture)和弱交际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的理论,揭示不同文化对交际环境有着不同的依赖程度,不同的文化中的交际行为的编译过程和方式因而也各异。根据 Hall的理论,在强交际语境文化中,交际其间的信息大多蕴含在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情境中,或者内化于交际者的内心世界;而在弱交际语境文化中,绝大多数信息反映在明显的语言编码中。西方国家基本上属于弱交际语境文化,多数东方国家属于强交际环境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乐于侃侃而谈,言其所旨,旨其所言,交际环境只起到辅助作用。语言才是真正的交际工具。而东方文化中环境语境的重要性超乎寻常,人们善于捕捉那些隐含的信息,因此往往言简意赅,心照不宣。这实际上是语言编码方式的不同:西方人的模式是基于谈话者———听话者(speaker—hearer)而建立的语言为中心的开门见山型;东方人则是基于作者———读者(writer— reader)而建立的心领神会模型。这同时也反映出东西方人在对语言效果要求上大相径庭。西方人希望语言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immediate effect),而东方人则不企求立刻见效,他们注重说话双方必须心领神会和默契, 通过感悟对方的意图来实现交际的目的。 (三)不同的礼貌原则 Leach提出了6个礼貌原则 (1)策略原则; (2)宽宏原则; (3)赞扬原则; (4)谦虚原则; (5)赞同原则; (6)同情原则。他在1983年指出东方社会(如中国和日本)历来比西方国家更重视“谦逊”原则(modesty maxim),英语国家则更重视“得体”原则(tacit maxim),地中海地区则更重视 “慷慨”原则(generosity maxim)而忽略“谦逊”原则,这是由民族传统思想形成的。中国一向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礼貌也有其独特之处。根据汉语有关礼貌的源与流, 顾曰国(1990)提出respectfulness(尊重),modesty(谦逊), attitudinal warmth(态度热情)和refinemen(t文雅)等四方面的礼貌特征。Respectfulness是自我尊重和赞赏对方; modesty实指贬己尊人的另一种方式;attitudinal warmth 表现为关心,体贴,好客;refinement指举止、谈吐得体大方。东方社会侧重于等级观念和集体主义,西方人则重视自由和个人主义。古代中国就有“名正言顺”之说,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表明中国古代等级分明的社会关系。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日本人的鞠躬让西方人大饱眼福。在东方社会里,谦逊历来被视为一种美德, 其中有尊敬的成分,当然也是礼貌的体现。所以在东方人小有成就时却喜怒不形于色。某些场合,沉默不语也是谦逊的表现。西方人对此大惑不解,甚至误以为这是不礼貌,换作是自己总会说点什么,语空现象对他们来讲总是匪夷所思的。东方人则往往以为西方人说得多做得少,过于自信,目中无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