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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西方传统文化倾向于认为人性本恶。这种对人性的看法决定了中西方不同的行为、观念模式。如果一个人认为人性本恶，人生下来就有原罪，人的恶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他就会接受和理解现实中恶的人和事，包括自己的恶的想法和做法，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会努力地去克服恶。西方的政治体制也体现了克服、限制错误发生的观念，比如“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含有一种权力之间互相制衡、监督使被监督的对象免于犯错误的意味。上述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罪文化”的特征。一个人如果认为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他就会对人和事充满美好期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化带有“羞耻文化”的特征。形成了重伦理重德治的传统。 3．在对个人定位上的差异— — 家庭本位和个人本位。印度人是在永恒的意义上理解自我，中国人是在“关系”的意义上理解自我，而西方人则是在个体意义上理解自我；由于在个体意义上理解自我，自我就是权利、义务、尊严、心理和生理等诸要素的实体，由于在“关系”意义上理解自我，自我就是各种关系、各种角色的复合，由于在“永恒”意义上理解自我。自我就是摆脱尘世之累的如来境界。 4．在思维方式上差异— — 重视和谐与重视斗争。看中和谐、坚持中道，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西方传统文化认为，社会冲突是由于争夺社会地位、权利、资源及价值观不同而引起的，这种斗争可以促进社会权利关系的改善。新社会规范的创立以及社会系统适应能力的提高，防止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和分解。三、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差异的文化解释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吸收是必然趋势。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继承和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借鉴。但文化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日本的现代化程度有目共睹。其法律改革也以“泰西主义”脱亚入欧的宗旨而闻名全球，但是日本人的厌诉情结依然紧锁，温情脉脉的调解制度远比“非白即黑”的法庭诉讼更受欢迎。具有现代性质的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契约自由、需要民主和权利的文化背景，需要法治和有限政府的理念支持。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它特有的家族本位和和谐理念总的来说无法与契约精神、竞争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宗法式的社会结构中，个人的权利、利益是靠家长来维持，个人既不可能有大量的私有财产，也不能因为具有一定的私有财产而脱离家庭，更不可能通过交换走向社会。因而不会产生交换的欲求和竞争的意识，建国以来“集体主义”思想成为我们的精神力量，个人权利也没有得到尊重。人性本善和家族本位相结合，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伦理、重礼治的传统，形成礼与法的相互渗透结合，“引礼入法”在制度上将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定格在君权至上，使人治成为必然和可能。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民商法和经济法生长的土壤，经济法也就没有民商法秩序基础，其产生也不可能是为弥补民商法之不足。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特定民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主导性的生存模式，它体现的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精神，它无法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民主、理性的精神契合。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要从现代化的阻滞力变为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则必须经历深刻的、根本性的转型或重建。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外发型的，是外部刺激引发或外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体现在法律建设上，则是一种变法式的或者说是“政府推进型”的法律现代化过程。中国的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两者因此都带有浓烈的人工培植性和内含强烈的权力因子。事实上，中国经济法就是从改变旧的经济体制．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可供经济法利用的文化资源。如中国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注重合作，注重家庭伦理、个人修养，注重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等，这些积极因素对于建构我国经济法是大有裨益的，但必须以现代法治理念加以发掘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因素毫无疑问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因素而被整合到中国社会的新文化中，但是必须注意这是一种文化整合，它是将中国传统法文化整合到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标志的工业文明精神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文艺复兴、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权利本位、个人主义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强调“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重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会产生契约精神和竞争理念。与之相随的必然是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对权力制约，有限政府和法治理念是其个人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曾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交换的文化实质上就是权利的文化。由是可见，西方民商法的产生有其文化上的必然性。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无限制的发展必须会带来民商法无力解决的诸如权利滥用、垄断、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当市场主体的利益冲突无法继续在私人领域内部得以解决，冲突便会向政治层面转移，从而使干预主义得以产生；而随着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的加强。在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过程中．便产生了不完全归于传统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的一个新领域，这是对古典的私法制度的突破。n哒就是西方经济法产生的文化原因。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民商法和经济法所需要的文化土壤，这就使中国经济法的发育方式和发展起点不同于西方经济法。由于中国经济法和民商法缺乏内在的文化根基，决定了它们只能依靠政府外力的主导建构。因为没有相应的文化背景，经济法和民商法都会在实践中必然会遇到传统的强力阻击。中国政府不仅要承担建构市场体系的任务，而目还应当承担培育市场文化的重任，向社会公众灌输市场经济观念，逐渐培育起“法治国家”所需要的文化背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政府要成为守法的模范，对中国这种具有浓厚的“人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政府守法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中国经济法来说，一方面要强调政府去干预经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为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确立规范、划定边界，可见，中国经济法的重点应是规范政府干预经济行为。西方传统文化有着民商法和经济法所需要的浓郁的权利和文化法治传统．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西方经济法主要以弥补民商法不足为目的，它的重点在于规制市场竞争行为。参考文献：【1]程信和．经济法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比较经济法【A]．杨紫煊．经济法研究『q．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30．谭喜祥，唐孝东．中西经济法差异比较与我国经济立法的思考Ⅱ]．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 003，(2)：65． [3]刘超，张昊．经济法体系建设应充分关注国际性资源和本土资源田．广西政法管理干部~ 8oo2，c2)：13． [4]王继军，李建人．经济法是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有机结合田．法律科学，1999,(1)：88． 15]肖光辉、20世纪世界经济法理论的几个问题【A]．何勤华．20世纪外国经济法的前沿【q法律出版社,2002、66、 [6]鲁品越-中国历史进程与市民社会的建构o】’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8)：5 17]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A]、马充思思格斯选集(1)【q．人民出版社．1995．58．网冯波、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口．北京广播学院出版杜；2003,3． [9]Kenzo Takayana A Century of Innovation：The Development ofJapanese Law．1861-。1961[M]J-larvand University Press,1963．39． [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17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