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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异。中华民族生活在广阔的内陆，以农业经济为主。田园的方块结构和农业种植方式潜移默化进入了古代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他们不由自主地对周围的世界进行模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土地崇拜。古人意识里的“天圆地方”，决定了中华土地上的文字发展方向从图形结构过渡到方块结构。受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汉民族的许多文化现象(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都具有方形特征，如中国的建筑同汉字一样追求方正整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培养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特性，塑造了古代中国劳动人民求稳求实的朴素生活观，方块字形体结构反映了这种追求四平八稳的心态。方块形体不但适应古人的思维模式的特性，而且符合汉民族的独特的审美需求。我们的古人以平衡匀称为美，方块形状就能体现这种美。字母是海洋文明和商业文化的产物。字母体系的创造者腓尼基人生活在浩瀚的海上，渔业作业方式使其认识到速度对于生活的重要意义，逐渐养成了讲究速度与效率的习惯。在速度与效率观念支配下，那些形体复杂、书写麻烦的图形文字就被废弃了，保留下来的图示语符被改造为笔画简单、书写便利的字母。希腊人常年以海为生，大海的形象时刻刺激着他们，海浪在其朦胧意识里激发起几何曲线式的、动态变幻而柔性的美。英文中曲线字母在印刷体中约占84．6％，在手写体中约占65．4％，圆体则是100％。英文字母的链接方向是横向势，由右下部向左上方书写，这样的书写前进方式与海波的曲圆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汉字在书写时讲究字内各笔画和偏旁部首间的相互照顾、彼此协调，注重笔画分布的疏密均匀，从而共同构成一个和谐、平衡、匀称、整齐的统一体。为达到整体的美观，各组成部分间要彼此迁就，甚至需作出一定的让步牺牲。而西方文字在书写中始终保持单词中每个字母的个性和独立性，字母不会变形。由此也可折射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华民族一向重视礼教，奉行互以对方为重，礼让为先，以个人向集体负责为人生宗旨；西方则奉行“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提倡“人人平等”。 3．造字取向的差异。世界上无论哪种文字都起源于图画，即“象形起源说”，这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汉字自然不必多言，诸如“日”、“月”、 “山”、“雨”等。据西方文字学家们考证，字母最初也是象形的，如“A”起源于埃及圣书字表示牛头，“z”表示道路，“M”表示山，“s”表示蛇和女人体形，等等，只是后来经过不断借用和改造丧失了最初的象形性。而汉字发展的无中断性和延续性使其一直完好地保持着最初的特点，象形字成为汉字演化的基础。拼音文字和汉字形成伊始在造字取向上是相同的，后来才分道扬镳，这也反映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人重整体思维，直观是其重要特征。如古文字中，“暮”字象太阳落于丛林或草莽之形， “朝”字象太阳刚出于丛林或草莽而月尚可见之形 ⋯ ⋯ 古人对于“朝”、“暮”的把握是凭借直接的观察，许多汉字都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的。世界上几种古老的表语素文字都是通过对于事物感性形态的简要描绘构成的，如古苏美尔文字、古埃及圣书体文字以及克里特文字等。上古时代人们的思维尚处于前逻辑阶段，无法进行复杂的推理活动，直观是当时人们的主要认识方式。字母是商业文化的产物。商业贸易和海上航行使西方人精于计算，计算又使他们富于机敏，更培养了擅长于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的能力。高度抽象和富于逻辑在其美学观念中就是美的。于是西方较早地将象形字符抽象化，使其逐渐摆脱原始的直观性，发展为纯粹表音的基本书写符号。海洋文明的逻辑思维方式和理性观念使西方人追求一种外显性客体精神，因此，西方文字形体结构只凸显记录语音的需要，其外形简练书写流畅。 4．文字观的差异。汉字在中国古人心目中尊严无比，他们认为文字具有神秘感，创造文字的过程被神圣化，创造文字之人非凡人，有“敬惜字纸”，“汉字神圣，一点一画无非天经地义”之说。既然属于天意，其地位之尊、面貌之严可想而知。所以清政府曾经下令对随意造字者杀头。正因为如此，汉文字体系才具有超乎寻常的稳定性。中国人认为，文字中蕴藏着神奇的力量，能降人灾祸，送人福祉，于是便有取名的诸多讲究，即“名讳”，进而演化出测字、占卜、谶纬等一系列迷信活动。写成文字的东西就具有权威性，例如“口说无凭，立字为据”，“白纸黑字”等。能认文断字的人受人尊敬，不识字的“文盲”被称为“睁眼瞎”。因为极其看重文字，所以古人很早就着手研究文字，诞生于1900多年前的《说文解字》堪称世界第一部文字学专著。有人说中国的语言学其实就是文字学，中国的文字学从一开始就不仅有纯粹的语言学意义，而且有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西方传统重语言轻文字，至今西方的语音中心论仍有众多拥护者。许多学者都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是语言的附属，仅仅为反映语言的语音而存在。他们认为言语较之文字符号具有一种优越性。这一观点自柏拉图和亚里多德以来就少有人质疑。言说者发出的声音是有生命的，而书写则是无生命的形式。这种认识是和希腊文化一脉相承的。古希腊人认为写在纸上的文字是静态的东西，它惟一的功用在于告诉读者已知的事情，是帮助记忆减退的老人回忆往事的工具；而口头语言才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它能透人听者的心田，正义、美感、善良等高贵品质只有用口头语言才能传授给他人，在一问一答的对话中才能产生共鸣和真实的感受，而文字则不能做到这些。古希腊的演讲术十分发达，产生了众多的雄辨家，有一批人专以教授演讲术为生。这都是使用口语。即使是最需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精确表达的哲学和逻辑学也体现出这种倾向。苏格拉底一生不立文字，只靠口头谈话与学生交流，以避免人们误解他的思想。柏拉图是最早留下著作的哲学家，但这些著作也还是对话录。索绪尔说： “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l J‘文字惟一存在的理由在于表现语言。”-5 由于拼音文字已经更多的是记录语音，所以上述观点有其存在的理由。基于这种文字观，西方忽视对文字的研究，相对于发达的语言学而言文字学起步很晚，研究也较为落后。罗宾斯说：“⋯⋯文字比起说话来只不过是次要的语言表达形式，因而文字学在语言研究中的地位并不重要。”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6． [2]陈望道．陈望道论文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163． [3]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4]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张玉金．当代中国文字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6]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9．10